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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装备建设推行联合采办历史沿革与未来走向 　　装备联合采办，是指为提升装备体系的互联互通与联合作战能力并提高装备经费的使用效益，对通用性强、功能相近、应用环境类似的武器装备，采取由两个或多个国防部部门（包括军种与业务局等）联合实施研制、生产或由国防部集中采办的管理模式。信息化条件下的一体化联合作战样式对各军种装备的互联互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联合采办有助于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各军种装备的互操作性，确保各军种装备“生而联合”。同时由于通过联合采办方式，增加了单一装备的采办数量，有助于发挥采办的批量效应，降低采办成本。基于联合采办的上述特点及效用，美军从上世纪中期以来就积极推动采办管理改革，逐步推广联合采办模式，成为美军加强国防部对装备建设集中统管力度的重要抓手，并酝酿设立专职的联合采办执行官组织体系，但由于联合采办模式削弱了军种的采办权限，改革过程中遭到了各军种的抵制，走过一段弯路。美军推动联合采办管理的改革过程及其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关注。 　　一、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初，设立国防部与参联会，形成现代国防与装备采办管理体制的雏形 　　二战结束之前美军主要依托陆军部与海军部开展部队管理与装备建设工作，两者是政府内阁部，国防部还未设立。这样的历史造就了军种强势的传统，在装备建设中，各军种秉持各自的战略构想，发展各自需要的武器装备，相互争夺资源，协同难度较大，还没有任何联合采办的理念、思路与政策出台。基于这种局面，美国会出台了《1947年国家安全法》，要求组建国家军事部，负责对各军种实施指导、管理与控制，并在陆军航空兵的基础上成立空军部。1949年进一步通过了《1947年国家安全法修正案》，将国家军事部改组为国防部，取消各军种内阁部的职能，划归国防部统一领导，并设立参联会主席职位，负责指挥三军联合作战。美军通过此次改革，基本确立了国防部领导三军种分散实施的采办管理体制格局，形成了目前美军国防与装备采办管理体制的雏形。 　　国防部成立之后的较长时期内，各军种权力依然强大，相互间恶性竞争激烈、矛盾难以调和。海军与空军围绕重大装备立项产生激烈的矛盾，海军在国会激烈控诉国防部与空军的不公正行为，发生了美军历史上著名的“海军上将的叛乱”事件。体现了国防部与各军种矛盾的尖锐性以及装备建设中存在的严重的“烟囱式”发展问题。 　　艾森豪威尔总统1953年上台执政以后，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国防部的权力。其任内通过的1958年《国防部改组法》，要求国防部设立研究与工程署，将装备采办相关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先期技术发展方面的工作交由研究与工程署统管，承担了部分装备预研与科研的联合实施及管理职能。虽然当时美军的装备采办工作仍由各军种分散实施，但通过该法，军种在采办方面的权力被弱化，国防部从装备预研与科研入手， 开始逐步加强对装备采办的统管与联合力度。 　　二、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后期，国防部逐步加强对各军种装备采办的集中统管力度，逐步树立联合采办理念 　　为了加强国防部对各军种装备的集中统管，制约各军种装备重复建设、“烟囱林立”现象，解决各军种装备分散建设制约联合作战能力提升的问题。1961年，麦克纳马拉担任国防部长后，引入规划计划预算系统（PPBS），根据国家军事战略和财政预算限额，采用规划、计划和预算一体化编制程序，制定武器装备长远战略规划、中期计划和年度预算，加强国防部的综合平衡，减少重复浪费。1965年，麦克纳马拉在国防后勤局成立国防合同分局，着手将分散在各军种的合同管理职能集中到国防部，积极提升国防部在装备采办中的统管力度。 　　在装备需求管理方面，二战后较长时期内处于军种主导的状况，各军种“自下而上”提出装备建设需求，国防部与参联会统管力度薄弱，难以对各军种提出的需求进行有效的调整与优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里根总统的倡议下，美军积极推动需求管理改革。1986年《哥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进一步强调军种间联合作战，要求装备采办必须适应这一要求，初步提出了联合采办的理念。根据该法，美军设立参联会副主席职位，成立以其牵头的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吸收各军种参谋长（海军为作战部长）参与，加强对全军需求的评估、审查与统管，并更加重视军种间提出的联合需求。虽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出现了许多困难与争议，但在管理理念方面，美军已经认识到加强需求管理尤其是联合需求管理的重要性，以此牵引全军装备的建设。 　　《哥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还提出重构美军项目管理体系的要求，在国防部设立采办执行官，各军种按照装备类型构建计划执行官体系（PEO），每个军种设立十个左右计划执行官，每个计划执行官办公室下设若干项目管理办公室。这种构建模式，建立了目前美军装备项目管理组织体系的雏形，为联合采办组织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