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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廉政建设 　　摘 要：“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当前，我国反腐惩贪是党风民风所向，关乎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古代的一些封建王朝之所以有一个较长的繁荣期，在于有一套切合时宜的监督机制。学习古代的反腐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反腐败斗争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封建；王朝；廉政；建设 　　一、廉政建设的必要性 　　腐败的发生是每一个政权都要面临的问题，它是不分时代和地域的。在漫长的中国封建史中，腐败与反腐败几乎充斥着每一个王朝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历代封建帝王在反腐倡廉方面都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但封建王朝由于受君主专制制度的限制，一些反腐措施往往只能停留在表面，贪污腐败现象总是反复不断地发生。这说明古代封建王朝尚未找到遏制和铲除腐败的标本兼治之路，这些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腐败是政权的腐蚀剂，腐败损害社会的公正，动摇人们的信念，泯灭人们的良知，使公众的道德产生危机。人们憎恨贪官污吏，原因就在于贪官污吏祸国殃民。 　　二、古代廉政建设措施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廉政建设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来完成：廉政教育、严刑酷法治贪与逐步完善廉政监察。 　　首先，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家来说，通过对从政者进行思想教化来追求政治清廉是其目标之一。崇尚德治，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也是中华民族人文主义精神的一大特色，古代封建王朝对从政者的思想教化着重于强调修政德重官德。 　　所谓官德，也就是从政道德，是为官当政者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包括思想政治和品德作风等方面的素养。官德思想在中国历史悠久，其渊源可以上溯到尧舜禹时期。西周统治者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刑”的思想，孔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儒家“德治”理论，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极力提倡“为政以德”与“为官以德”的德治学说。在《尚书》中就提出：“任官惟贤才，官不必备，惟其人。”康熙曾说：“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 ”历代封建王朝都十分重视官员的道德品质教育，通过多种途径努力向官员和民众灌输“仁、义、礼、智、忠、信、诚、勇”，“勤、俭、节、廉”，“公生明，廉生威”等伦理道德观念。在探索廉政思想教化方面较为成功的学派还有法家，如代表人物管子就认为礼、义、廉、耻是立国的四大纲领，并强调“廉不蔽恶”，即为政之人要廉洁自爱，勿以恶小而为之，主张治贪要从制度上和道德上双管齐下。 　　从近年来的一系列腐败案件中可以看出，思想道德的腐化，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是一些官员最终堕落的根源所在。所以，要从源头上根治腐败，很关键的一个途径就是要在官员的思想和修养上建筑牢固的防线，相信古人的方法和手段能在一定程度上能给今人以不少启示。 　　其二，严刑酷法惩治贪官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反腐的主要办法。如秦律规定贪污与“盗”同罪；汉律规定“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且子孙三世“皆禁锢不得为吏”；唐律规定对监临主司受财“二十五匹绞”，收受钱财而枉法者“加役流”；宋律除重申唐律对贪污行为的规定外，还利用“准敕”、“臣等参详”等形式加强对赃罪的惩处，且对犯赃官员实行连坐制。 　　立法与执法是紧密联系的，只有立法而没有严格执法，法律就会成为一纸空文，严格执法是吏治清明的关键，“贞观之治”是与唐太宗的严格执法是分不开的。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有广州刺史党仁弘因“赃百万”而被弹劾，按律处死。太宗“哀其死而有功”，免其死，废为庶人，流徙钦州。事后太宗下诏罪己，认为自己犯了三条罪：“纵舍任心，以欺众庶罪一也；知人不明，委用贪冒罪二也；善善未赏，恶恶不诛罪三也。”后人评价贞观之治时认为“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袭细人”。朱元璋深感贪腐之弊端如不革除，吏治无法清明，百姓生活不会安宁，因此对贪官污吏的惩处尤为严厉，规定官吏贪污收贿60两以上即枭首示众并剥皮装草，置于衙门公座旁，以警示后人。清朝初年也是严惩贪官，康熙告谕大臣：“朕观自古帝王，于不肖大臣，正法者颇多。今设有贪污之臣，朕得其实，亦必置之重典。”“凡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古代开国之君吸取了前朝灭亡教训，大多采用重刑惩治贪官，也确实起到了惩戒的作用，使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保持了政通人和，政治清明的景象。 　　其三，古代的一些贤明君主都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通过完善廉政监察来遏制腐败。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创于秦汉，发展于魏晋，成熟于唐宋，完备于明清。从体制上看，监察机构独立自成系统，实行上下垂直领导，不受地方长官约束，直接对皇帝负责；从职权上看，古代的监察官员地位高、职权大，“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且可以“风闻奏事”。从唐代开始，监察官“二周年一替”，且以较快的速度升迁，既鼓励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又防止了在位过长所带来的弊病，因为“久则情亲而弊生，望轻而法玩。”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