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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叙事结构中受述者 　　【摘　要】在叙事学领域，受述者是一个长期为人们所忽略的“鸡肋”，本文试图以经典文本《黑暗的心》为范本，在辨析众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区分他与读者、叙事读者、理想的叙事读者的区别，对他的地位、功能与意义做出初步描述与定位。 　　【关键词】受述者；读者；叙事读者；理想的叙事读者 　　在叙事学领域，受述者是一个长期为人们所忽略的“鸡肋”。普林斯在第一部关于受述者的研究专著《受述者研究》中，提醒人们注意这个以往被忽视的叙事环节，他告诉人们——“受述者也是值得研究的”，并为受述者下了这样的定义：受述者是与叙述者对话的人，他是叙述者与读者之间建立的一个驿站，他帮助确立了叙事框架，他的作用是描述叙述者，他强调一些主题，促进情节的发展，他成为道德含义的代言人。① 　　普林斯对受述者的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热奈特接受并补充普氏的定义：受述者就是与叙述者相对应的人，他与叙述者一样是叙述情境的组成部分。他们必然处于同一个故事层之中，与故事内的叙述者相对的故事内的受述者，与故事外的叙述者相对的是故事外的受述者。② 　　然而，还是有很多人对受述者存在的意义提出质疑。比如，《黑暗的心》中，我们怎样分清与倾听马罗故事的倒底是读者还是受述者呢？受述者与读者倒底是什么区别？ 　　按照普林斯的观点，“听叙述者讲故事的人”是受述者。那么当那个坐船上的英国职员（第一叙述者“我”）转身向作为读者的我们买弄起听来的故事时——我们就是受述者吗？ 　　热奈特就认为“故事外的叙述者只能以故事外的受述者为目标，受述者在这里与潜在的读者相混，每个真正的读者都可以自视为受述者。”③如此一来，只要是听过那个19世纪英国职员讲过故事的人，都可以自视为“我”的受述着。 　　如果读者就是受述者，那么，这个概念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性呢？热奈特的言论引起了叙事学家们的不安，他们认为，这在逻辑上是不严密的。既然在链条的起点可以分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那么相应地在它的终点，一定可以做出更为细致的划分。拉比诺维茨在《虚构的真实》就将读者分为四种类型： 　　⒈真实的读者，即有血有肉的读者，如我或者你； 　　⒉作者的读者，即假设的理想读者，也就是作者为之构思作品，包括对他们的知识和信仰进行假设，如上述认同康拉德对德宙克持嘲讽态度的就很可能是康拉德的作者的读者； 　　⒊叙事读者④即“叙述者为之写作的读者”，也是通常所说的受述者，例如相对于俄国佬，马罗就是他的叙事读者； 　　⒋理想的叙事读者，即“叙述者希望为之写作”的读者。 　　拉比诺维茨的划分肯定了受述者与读者的区别，但是理想叙事读者的概念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韦恩？布斯在第二版的《小说修辞学》中采用了拉比诺维茨的模式，但删去了理想读者的概念，而费伦则索性将它与受述者合而为一。他敏锐地提出，仅仅停留在各种所谓“读者”之间的划分是远远不够的，他认为，　“修辞方法非常关注叙事策略与读者活动之间的关系——在故事和话语两个层面上发生的事件影响到读者的认识、信仰、思想、判断和感觉……”　⑤因此，在作者使用不可靠叙述者的情况下，一个重要的读者活动就是拒绝接受或者接受叙述者的假设。所以，“修辞动作的关键是叙述者关于读者的假设与作者关于其读者的假设之间的距离。在解释这种动作时修辞批评家关注的是实际读者是如何识别这段距离，以及那种识别这段距离，以及那种识别本身是如何成为作者的读者对叙事的理解的组成部分的。”换句话说，我在为处理受述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时，不能满足于对彼此概念的界定，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在具体的修辞动作中，受述者在调控一般读者与作者的读者的距离中有什么样的作用。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打通两个技术性的关节： 　　⒈样调控二者之间的距离？ 　　⒉什么是主宰二者间距离的核心因素？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我们先要思考一下，我们怎样才算得上是作者的读者呢？ 　　问题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接受作者的不同假设、认识或价值从而同情他所同情，反对他所反对的。简而言之，即向作者交出我们同情控制权。 　　在修辞学家看来，不同的讲述展现出了不同的声音，而不同声音的背后则躲藏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与价值标准。而我们对不同讲述的态度意味着我们调整着与不同声音之间的距离。正如马罗的话语身后就显现着作者质疑殖民活动合法性的声音；而不可靠叙述者们（包括“我”，经理等人）则相反，他们代表着一种霸道而又虚伪的殖民思想；我们在接受可靠叙述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对质疑殖民活动合法性表示同情的时候。 　　因此，马里？柯里在《后现代叙事理论》中提出： 　　⒈我们对他人的内心生活、动机、恐惧等有很多了解时，就更能同情他们； 　　⒉当我们发现一些由于不能像我们一样进入某些人物的内心世界而对他们作出严厉的或是错误的判断时，我们就会对他们产生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