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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工作时候,我们去沙龙 　　五道口一直以来都是北京的青年文化重地，一年前，一种新颖的文化形式在那里的一处普通居民住房中出现──青年公共空间。在一套百余平米的住宅里，终日人来人往。这天，马立震从一家初创的互联网公司下班回来，而王鹏则刚刚准备好转天面试时要用到的PPT，晚饭一过，他们在“706空间”见面了，相邻而坐，聊起来的话题与各自的职业都毫不相关，而是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的一本书：《身份的焦虑》。 　　民间社会的自我释放 　　在北京这样高压的城市中，人们如同被一道道铁门隔断了彼此的联系。互联网上人们交谈甚欢，讨论激烈，但线下的生活里，大家的社交却通常是目的性和功能性极强的，这些交流多半只停留在表面，无法作为内心的慰藉，必须要有一种打破限制、注重公共交流的空间来完成这样的工作。 　　“青年公共空间”的概念最早出现在欧洲，大约为20年以前，在美国出现在10年以前，在中国则刚刚起步。它的兴起往往伴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在一些大城市首先盛行起来，然后再向着其他地区辐射开去。“706空间”的创办者邬方荣认为这是城市中的青年人们相交往的新趋势，他要在这件事上做个探路的潮人。 　　产生这样的想法也并非一蹴而就，邬方荣此前曾经做过一个项目叫“开放大学”，就是将高校中很多名师的课程用YY直播，使网友能够在线观看，类似于中国的网络公开课。但是做了一年多，他发现虽然每堂课都不缺少观众，但他无法感觉到自己为这些人所带来的改变，他与这些网上的人们始终有着突破不了的隔膜。所以他意识到，如果不能面对面地见到对方，就很难感受到彼此影响的力量。 　　邬方荣想到让“沙龙”这种古老的形式复辟，来满足青年人们相互交流的渴望。于是他打算租一套房子，举办不同类型的沙龙，让大家都可以到里面，挑选自己想要谈论的话题。如此，每个人都可以在谛听的同时进行表达，没有那个站在高处的老师，没有嘉宾，人们通过互动自发地获得价值。 　　民间的响应快得令人吃惊，邬方荣把这个想法放到追梦网上，一个半月的时间，他筹来了将近13万元，这些捐款基本全都用于房租。很多青年文化交流团体也纷纷投来合作的意向，读书、观影、派对，“706空间”起步之初就成为了一个综合性的承办方，需求量之大超出了他的设想。只要交上大约10块钱，就能参与到这套房间所有的活动中来，除了活动的费用，加入沙龙的规则极其简单，邬方荣说，过来就可以了。 　　类似于这样的青年空间，如今在上海、成都、福州等地也都相继建立和开放。邬方荣将之形容为一种来自民间的社会公益，目前虽未实现盈利，但社会效益已经十分可观。青年人选择到这样的场合相聚在一起，是一种内心需求的自我释放，是快餐生活下的精神自恰。 　　职业之外的成长 　　马立震是一名程序员，但他同时还有另一个身份，即“706空间”的管理人员。担任这个职务是纯粹义务的，但他每天晚上坚持来这里“坐班”，因为这里总能遇到有意思的人，听到有趣的见解和故事。 　　在农村的时候，马立震觉得大学是个思想交流的地方，结果考上了大学他却没找到能交流思想的人，室友们躺在床上总是没说两句就睡着了。上了班之后，除了业务，其他的事情也很难再和同事们进行深入的探讨。心里的这个需求始终没能得到解决，马立震起初把它诉诸互联网，但他发现所有的兴趣讨论，到最后都难免沦为意气之争，大家经常误解对方的意思，交流很难持久。 　　后来，马立震知道了“706空间”，他了解了这个理念之后，立刻发觉这就是自己心中最想做的事儿，他联系到邬方荣，跟着一起操持起来。 　　毕业之后的一段时间，马立震曾十分迷茫，他和一帮哥们儿创办网站，一心梦想着赚钱，结果内心嘶吼着，成功却离自己越来越远。他纳闷，技术上自己没问题，也能吃苦，但就是每一次尝试的效果都令人失望。后来他听到了一位互联网大佬的演讲，登时醍醐灌顶。他意识到技术的局限性，它不能决定未来，理想更不能靠蛮力来实现，是人的学识和思想决定了这一切，决定了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身为一个IT男，马立震在“706空间”里谈论的尽是些人文、社科的内容。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靠在墙上翻看起来，成了他的习惯动作，他说读书占据了自己玩游戏和喝酒的时间，因为唯有这样才能和别人有话说，才感觉自己还在进步。马立震认为恰是这些造就了自己当下的人格，这是所从事的职业无法给予的。 　　其实“706空间”里时常可以找到各种职业的人们，大家怀揣着疑问、困扰、心得和创见钟萃于此。到了休息日，两个卧室和一个客厅有时还会分成3个不同的话题区域，同时举办3场不同主题的沙龙。这些职场人们在不同的主题间来回穿梭，和不同的人聊上几句，请教几个问题，在职业之外，他们找到了共同的交集。 　　这是最好的休息 　　“国外的人们可以用很多不同途径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不同的圈子，去稀释自己的焦虑感。我们往往只和同行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