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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条约《中英商约》文字背后权力的操控和影响 　　1902-1907 年，根据《辛丑条约》第 11 款的约定，清政府与 6 个国家进行了商约谈判，并与英、美、日、葡等国代表签署了《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就统一币制、购买外国股票、商标保护、开放通商口岸、裁厘加税、修订矿务章程、准许外国轮船扩大航行范围等内容达成协议。其中《中英通商行船续订条约》（简称为《中英商约》，下同）于1902 年签订。《中美商约》和《中日商约》于 1903年同一日内签订。现有研究多从史学和法学角度探讨其对政治经济格局的后续影响，语言文字方面，对翻译过程的追溯和条约文本的分析尚未展开。 　　以《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的中英对照文本为研究对象，结合收录往来函电的《清末议定-中外商约交涉》，商约谈判中海关造册处英籍税务司戴乐尔(William Ferdinand Tyler)、江汉关税务司贺壁理（Alfred E. Hippisley）以及英籍税务司裴式楷（Robert Edward Bredon）向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呈报的会谈记录等，本文拟通过再现缔约过程中语言层面的较量，揭示出文字背后权力的操控和影响，并分析其原因。 　　一、被“更正”的华文 　　《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的中英、中美、中日商约均以中英两种语言撰写，版本分左右两部分，英文为横排，在左，中文竖排在右。两种文字看似各居其位，平行并立，商约中结尾部分却有如下表述“:此次商定条约汉、英各文详细校对，惟嗣后如有文词辩论之处，应以英文作为正义”，说明中文版本不具有充足的法律效力。对于条约所使用的文字，国际法上没有统一的规定。但根据主权平等原则，缔约国有权用本国文字缔结条约。在国家和国际组织缔结的双边条约的情况下，通常把缔约双方的官方文字都当作作准文字，各种作准文本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续议通商行船条约》里中文版本地位低于英文版本，明显存在不公。西方霸权不仅体现在对作准文字的强硬规定上，甚至就约定好的事项，他们都趾高气扬地予以抵赖。1902 年 2 月 4 日戴乐尔致赫德呈文第1392 号及第七次会议记录中有这样的话： 　　盛宣怀经贺壁理提示，按照总税务司的意见，声明在修约全部完成以前，中国不能肯定地接受任何条款，因为中国还有某些关于修约的意见拟将提出。关于这一点曾辩论很久。英国代表说，不容许盛宣怀采取这样的态度，现在双方并不是在对等的地位上进行谈判，和约内意见规定了准许中国议和的条件，中国只能谈判各国认为必需改善的商务问题，而各国并没有答应中国互相修约的义务。 　　2 月 11 日的函电中，盛宣怀向外务部大臣简述了该冲突。他提到： ??? 英使云：“和约第十一款所载，系英国可与中国商改，并无中国亦可向英国商改之字义”。答以既有商议两字，便是互相可以商改，况且中国所商，无非互相有益之事。辩论再四，已允送阅。 ??? 查《辛丑条约》第 11 款内容为：“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其他事宜，均行商议，以期妥善简易。”盛宣怀的理解无误：施行“议商”的行为主体包括“大清国”和“诸国”双方。英方所称中国无权向英方提出修改意见，显然根据不足。语言象征权力。表面上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商改字义”一事由谁提出，实际上，英方已将自身预设在不可能出错的优势位置上，否定双方对等的地位，夺取了谈判中的话语权。英国代表的主张，连身为英人的贺壁理也看不下去。在给赫德的节略中，他评论道“：英国代表所提的某些商约条款无视中国的主权，恐怕也是英国政府所不能同意的。” 　　在致刘坤一、张之洞的电文（1902 年 8 月 26日）中，吕海寰、盛宣怀还提到：“论枢电令江鄂沪核对华洋文一事，自应遵照慎重办理。【……】凡有字句与洋文不符，而意义无出入者，不得不将华文更正”，英方的强硬和中方的无奈可见一斑。一方面，字句“不符”可由英方单方面界定。 　　而英文到中文的符码转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维持原有文字形态，“不符”这一标准的模糊性正为英方控制条约文字创造了借口。另一方面，就中方认定的选词，即使“意义无出入”，亦不能理直气壮认可为适当的译文；反要在“不符”的指责下，放弃原有意项，“将华文更正”。“更正”一词，透露出英文为“正”、中文为“副”的卑微态度，正反映出任人宰割的清政府在政治上所持的可怜姿态。1902 年 3 月 31 日第十一次会议记录中，戴乐尔记录了类似的事情：“在外国公司中中国股东的义务问题，中国方面提出新的条文。他们说新条文的意义与英国原拟稿相同，仅在文字上有些差别。马凯说，意义既然相同，为什么不能接受英国所拟原稿。讨论中英国方面指出条文的汉文本不确切，他们请贺壁理照英文条文的意思重译后交给中国代表。” 　　不仅在条约起草中持退让态度，中方更承认中文在法律翻译这一文类表达上存在不足，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