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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经理人道德风险问题研究 　　摘要：国有企业做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对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社会质疑公有制地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些年来，国有企业经理人贪污腐败、在职消费连年递增想象日趋严重，不仅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更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本文从动机和根源两个的角度分析了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是道德风险产生的重要条件，但有道德风险的动机并不一定会成为现实的道德风险，其根源是国家政策性负担，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合理的激励制度、限制企业经理人的自主经营权等相关策略来减少中小国有企业经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 　　关键词：国有企业；道德风险；政策负担；激励制度 　　一、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道德风险现状 　　在2011年底一次论坛会议上，中国民生银行行长洪崎说“利润太高了，有时候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了”这句开场白竟然成为微博上面的流行语。“根据中，农，工，建四大国有银行和交行透析的2011年年报，五大银行在2011年共实现纯利润6700多亿元。同比增长竟高达25%，平均日盈利就有18.5亿元左右。同时根据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发布的2011年报告，三大油企2011年共盈利2700多亿元，平均日盈利7亿多。除了这些赚钱的高利润，行业人员特别是管理层的薪酬也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正如一些社会公众所言，“ 看得见的薪水都这么高了，那些看不见的呢？恐怕更多！”所谓的“看不见的薪水”其实就是以在职消费为代表的隐性薪酬。作为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在职消费行为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近年来，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连年递增且数额越来越大，就完全超越了正常的在职消费行为。图1列出了2007—2010年四年我国垄断企业在职消费情况，以每年我国垄断企业在职消费的平均数为观察对象，可以发现在2007—2010年四年间，在职消费2007年增加到2010年的5000000元，以每的速度直线增长，这种在职消费大多以多种方式占位己有。与经营者的薪酬收入先对比，即使在早些年在职消费相对较小的年代，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图2选取了1999-2002年深沪两市部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其在职消费的统计数据。几年来一些高管的薪酬并未有多少提升，但高管的职务消费水平竟是工资收入的10倍以上，在职消费随意性强过多过，滥甚至处于失控状态。 　　十八大以来，众多官员和企业高管纷纷下台，其原因无一不是贪污腐败问题，其中以震惊全国铁道部刘志军案为例，受贿滥用职权刘志军被控25年间受贿6460万，并牵出9名铁路官员 5家央企涉案被整治。更有些企业企业挖潜受阻，企业生产成本值居高不下。由于企业的生产效率低，资源浪费大，管理粗放，生产成本费用和产值处在相当高的水平才能保本不亏。一味靠国家支持和补贴，钻国家的政策法律的空子，维护自身利益。 　　二、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分析 　　国有企业经理人道德风险产生无非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结果。其效用最大化不仅指薪酬待遇、更多的包括自身价值的实现、在职消费、闲暇时间、声誉、甚至自己的仕途。究其原因，人的自利性作为自身内部原因不可避免，但更多的是其外部条件的辅助，本文着重从以下两点给予分析。 　　（1）委托代理机制是企业经理人产生道德风险动机 　　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经理的目标函数不一致问题，所以就会存在利益上的矛盾，自然产生了激烈不相容的各种问题。作为特殊企业的国有企业其所有权归国家即人民所有，目标不止是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兼顾社会充分就业等其他社会目标；而国有企业经理人作为代理方追求的是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这也是委托人和代理人系统中普遍存在信息不符的问题。企业的经营结构是由高级管理层和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共同决定的，国家不能直接观察和干预这些管理层人员的行动和某些不确定因素。只能通过表明显现出的经营结构来推测管理人员的行为。因此，国家对于管理者的行为和努力程度的信息是不完善的。两者利益目标的不相容及其信息的不对称问题是企业经理人产生道德风险的动机。 　　（2）政策性负担是企业经理人产生道德风险的根源 　　对于国有企业这一特殊的群体，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的主力军，承担着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关键的责任；另一方面由于将大量的资本、资源、经营权利赋予了国有企业，这就决定了它不是完全的市场行为，承担着促进充分就就业、调整收入分配等相关社会性政策责任。当国家赋予企业一些政策性负担时，由于委托人及国家并不能充分了解代理人的行为，企业发生亏损是因为其政策性负担导致还是由于企业经理人的个人不努力程度，国家并不能给予清楚的分辨。而为了维持企业的生存国家必须给予企业相应的补贴或者其他优惠待遇继续生存。所以经理人就会有动机产生公款私用、在职消费等道德风险问题。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