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马克思及其信徒的法律社会学思想.docVIP

第三章 马克思及其信徒的法律社会学思想 尽管早年便开始研习法律，但马克思并没有系统性的法律论著。他有关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解，要从他的人性论、自由观、解放观、国家观、政治观、经济观、历史观来加以抽绎、概括和归纳。在他65岁的生命史上，人们也可从其青年时代、中年与壮年时代，乃至晚年时代，不同时期的不同论著，提出他对法律差异性的看法，是他变成一位黑格尔派左翼门徒——黑格尔青年信徒。及至受到费尔巴哈哲学人类学的冲击与恩格斯早熟的政治经济学的影响，26岁的马克思豁然大解，遂从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随之法律也从人的意志之理性转化为经济利益与阶级对立的烟幕——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 显然在柏林大学求学时代中的马克思，其法哲学的观念受到两位意见与立场相反的大师甘士（Eduard Gans 1786-1853）与萨维尼的冲击。前者代表自由主义、后者则代表法律的历史学派，是胡戈（Gustav Hugo 1764-1844）的传人。青年马克思崇拜前者，排斥后者，这种态度即便是后来放弃法哲学的研读，转向哲学的思索，也未曾有所改变。 一、法律为自由的理性表述 取得博士学位之后的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短期的主编时期，他发表了一连串与法律有关联的文章，包括攻击历史法学派倡议者胡戈，认为后者对财产、国家、婚姻制度的存在，并未赋予合理的必然性，是缺乏理性的怀疑论者。马克思认为把法律当作“非理性”的历史权力的表述，也就是把法律当作人民的传统与社会生机的成长来看待，会造成人们对法律标准的放弃，而误认为任何发生过的事物是合法的、是符合道德的，这种历史法学派的法律，便被马克思斥为“任意权力的法律”。对他而言，法律乃理性，一种抽象的能力，是从历史里头分开出来的抽象能力，使法律活动中牵涉到必然的规则的合理表述。 在此期间，马克思还讨论了婚姻问题。他模仿黑格尔宣称在家庭与儿女里头，婚姻是一种“伦理的实在”，所以他反对轻易离婚。不过婚姻如果无法与“伦理的实在”的概念相配称，则是婚姻的死亡。法律能够承认这种名不副实婚姻，而宣布婚姻无效，无异为“人民意志有意识的表示”。马克思指出，立法者必须把自己看作是一位自然主义者。他并不在制法，也不在发明法律，它只是[按照自然法德考量]在型塑法条。他在有意识的，实证的法条中把其精神上的关系之内在原则予以表述。立法者如轻易地把事物的自然[本质]易以他妄想、私意，那么会被谴责为大胆妄为。立法者要证明婚姻是否已在道义上消失，而准予配偶离婚，只好诉诸婚姻这一概念。婚姻的现实条件与其实质是否符合，却由每个社会的认知与普泛的意见来决定。因此，马克思把法律当成“人民意志有意识的表述，法律是由人民创造，也通过人民来加以创造的。” 他在这段时间尤其抨击莱茵省把穷人在森林中拾取残枝败叶当成山林窃盗来重罚的不当。马克思指出，拾取残枝败叶是日尔曼及其各国传统上穷人习惯法的权利，这种穷人的权利与特权阶级的权利刚好针锋相对。对特权阶级而言，这种习俗是与法律相反的。习俗的历史要溯源到人类出现的历史，故为自然史的一部分。“人类变成了特殊的动物种类，这时使人与人发生关联的不是平等的关联，刚好相反，就是靠着法律所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不自由的世界条件要求法律表述这种不自由。另一方面人类的法律却是自由存在的方式。只有动物的法律才表现了不自由的存在方式。”所以基本上法律应是自由的，平等的，但现实上特权阶级却把人类的自由与平等关系，透过法律来造成不自由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 二、马克思批评黑格尔德法哲学 1843年马克思在失业期间重读黑格尔的《法哲学大纲》，并对其中部分一一加以评析。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评，诚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前言）（1859）所指出的：我第一部排除疑虑，而着手撰写的著作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性的论评……研究的结果发现法律关系，正如同国家的形式无法从其本身去理解，也无法从所人的心灵之一般发展来捕捉，而是要追从其根源于生活的物质条件。这就是黑格尔追随18世纪英、法人士所综合称呼的“民间社会”。要解剖民间社会，首先便要弄清楚政治经济学。 换句话说，法律关系不是建立在国家或立法者的心意之上，而是立基于社会的生活条件之上。因此，法律根源与其说是政治国家，倒不如说是民间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这是早期马克思对法律与政治初步的看法，也是他试图批评黑格尔从观念论、唯心主义出发的法律观与国家观的缘由。 此外，黑格尔指出立法者的制定法律的权威，为宪法的一部分。但宪法却不受立法所限制、所决定。换言之，立法权是宪法的权力，但却超越于宪法之外；另一方面既然立法权是宪法权力的一部分，所以应该附属于宪法之下。这种立法权既是附属于宪法，但又超越宪法的说法，显然是一个矛盾。黑格尔虽然举了一大堆理由，都无法解开这一矛盾。 在最早期的著作中，马克思强调法律为人类自由的存在的表现。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