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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未预见发展”在保障措施中适用 　　摘 要：保障措施中的“未预见发展”通过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实践和解释确立了其实施要件的地位，其所引发的争议远未结束。虽然“未预见发展”的内涵、性质以及证明标准等适用中的问题也许一时无法定论，但这并不影响我国在现有认识下利用好这个有利武器。 　　关键词：未预见发展；保障措施；WTO；GATT 　　保障措施，是WTO允许的例外制度安排，不同于反倾销和反补贴，针对的是公平贸易，WTO也对其进行更严格的规制，主要集中在GATT1994第19条和《保障措施协定》（以下简称《协定》）中。“未预见发展”是GATT1994第19条的规定的保障措施的实施条件，在《保障措施协议》中却没有体现。WTO争端解决机构（DSB）在多个案件上基本达成共识肯定其实施要件的地位。由此，争议焦点从是否适用转向了具体适用问题，本文试从“未预见发展”的历史变迁、适用依据、适用中的问题以及中国的实践方面就此进行探讨。 　　一、“未预见发展”的历史演变 　　“未预见发展”的表述来源于1943年《美墨互惠贸易协定》的“逃避条款”。美国极力主张将其国内的保障措施条款规定到《哈瓦那宪章》当中，以“使各国在执行第四章时有更多的灵活性，使各国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跳出国际协定的约束。”[1]该条款为GATT1947第19条所吸收，并在GATT1994中延用，规定了实施保障措施的条件之一是进口增长是由“未预见发展”所引起的。“为了加强对于保障措施的多边控制，取消逃避多边控制的措施，同时为了澄清和更好的实施GATT第19条”，缔约方达成了《协定》，在第2 条中界定了实施保障措施的具备要件，但其中并不包括“未预见发展”。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赋予DSB按照国际公法解释原则对于WTO协定中的规定予以澄清的权利。因此，DSB有权对于“未预见发展”是否仍然构成实施保障措施的条件之一做出解释。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韩国奶制品案、阿根廷鞋类案、美国羊肉案等涉及“未预见发展”的保障措施案件中，对于“其效力和适用问题逐渐达成了一致。“未预见发展”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复活。[2] 　　二、“未预见发展”的适用依据 　　1.WTO协议文本 　　讨论“未预见发展”条件的适用，离不开分析GATT1994第19条和《协定》之间的关系。两者对“未预见发展”规定的分歧如何解决，在《协定》里没有明确答案，似乎也不能简单套用“后法优于前法”和“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因为根据《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议》第2条规定，“附件1、附件2和附件3中的各协议及其法律文件均是本协议的组成部分，并约束所有成员”，GATT1994和《协定》都是WTO法律体系的一个部分，同属于附件1A，应被理解为一揽子义务共同适用于保障措施。 　　附件1A中“关于附件1A的总体解释性说明”指出，“如GATT19944的条款与附件1A中其他协定的条款产生抵触，其他协定在冲突范围内有优先效力。”[3]由此可见，若GATT1994和《协定》在内容上冲突，《协定》优先适用，则“未预见发展”就不能适用。根本问题就在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冲突。根据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印度尼西亚汽车案、危地马拉水泥案中的解释，“冲突”应是互相排斥，适用某一条款将导致违反另一条款，[4]显然，GATT1994和《协定》并不会互相排斥，也就谈不上冲突。 　　2.DSB的实践 　　“未预见发展”的继续适用，离不开DSB的解释。上诉机构热衷于运用“有效解释原则”，即条约的解释应赋予所有条款效力，尽可能避免使条约的各条款多余或无效。按照该原则，GATT1994和《协定》是否冲突应看乌拉圭回合是否明示省略“未预见发展”。在韩国奶制品案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持有不同意见，专家组认为是明示省略，上诉机构认为很难说乌拉圭回合明示地省略了“未预见发展”，《协定》没有明确写明这种意图，除非具体条款上存在冲突，应认为谈判者的意图是让两者累积适用，《协定》无需完全重复GATT1994第19条的表述。 　　“有效解释原则”在此的适用存在一定的争议。因为“有效解释原则”被很多权威著作认为是条约解释的补充规则，国际法院也把它放在比其他条约解释方法较低的地位，并不接受该规则用来解释条约本身无法弥补的缺陷。然而，GATT1994和《协定》是一揽子协议，可以看成上下文的关系，根据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的规定按其上下文善意解释，实现相关条款之间的协调统一，避免冲突。从目的解释的角度来看，考虑到保障措施针对公平贸易的特殊属性，应谨慎使用，只有在不可预见的进口增长导致严重损害及其威胁时，才可采用，“未预见发展”的适用也符合《保障措施协议》的宗旨。因此，“有效解释原则”的适用符合条约解释规则。 　　三、“未预见发展”的适用 　　随着W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