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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元九书》所体现儒家文艺观 　　摘要：作为中唐著名诗人，白居易不仅在诗歌创作领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就是在文艺理论方面也卓有建树。从《与元九书》可以看出，白居易继承了儒家文艺观，主张诗歌创作要补察时政，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反对嘲风雪，弄花草。白居易的文艺观不仅对其本人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后代诗歌创作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关键词：白居易；《与元九书》；儒家文艺观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1-0152-02 　　作为中唐著名诗人，白居易不但在诗歌创作方面成就突出，在文艺理论方面也卓有建树。众所周知，白居易的思想很复杂，同时受到儒释道三家的影响。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三家思想对白居易的影响程度不一样，早年他是儒家的忠实信徒，中年曾耽于道教的烧丹炼汞，晚年沉迷于佛教。由于人生观的变化，在不同时期白居易的文艺思想也不完全一致，而是有所变化。但不论怎样，在白居易的文艺思想中，始终贯穿了儒家所倡导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原则。而白居易的文艺思想在《与元九书》中有集中且系统的论述，那么《与元九书》从哪些方面体现了白居易的儒家文艺观呢？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文艺创作的理论基础 　　儒家是一种积极入世的学说，主张知识分子应当内圣外王，兼济天下。但这不是每个知识分子都能达到的，需要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配合。纵然一个知识分子具有高尚的品格和绝世的才华，也未必一定能达成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因此儒家同时也主张在理想遇到挫折时能独善其身，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对于儒家的这一主张，白居易诗十分赞成的。他在《与元九书》中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 　　白居易之所以有此主张，并非偶然。他出生于书香世家，从小接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但尚未成人，父亲即已去世，家道衰落。在此情况下，白居易被迫为衣食而四处奔波，依附于权门，同时也接触了广大的社会，并且对于底层人民的深重苦难有了切身的认识，因此他从政治上同情劳动人民，并通过创作表达这种同情也就不难理解了。而且，在白居易生活的时代，已是唐王朝由盛转衰、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宦官专权，藩镇跋扈，以及朝廷里面的激烈党争，使得唐王朝的政治局面异常黑暗，民生异常困苦。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有补天之志，白居易更不例外，正是政治的黑暗、民生的困苦决定了他希望能够补天，能够兼济天下。 　　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中唐是一个政治黑暗时期，宦官专权，藩镇跋扈，以及朝廷里面的激烈党争，又注定了白居易兼济天下的理想难以获得真正的实现。何况官场险恶，互相倾轧，白居易对此深有体会，他的诗歌作品中有不少是描写人心险恶的。仕途的风波难免让他心灰意冷。在此情况下，为了要保持心灵的平衡，他就不能不抱定若不能兼济天下则独善其身的打算。毕竟，在理想不能实现的情况下，独善其身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人生选择。而从事诗歌创作，就是独善其身的一种方式。 　　二、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文艺创作的目的 　　儒家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换言之，言志的诗必须具有从思想感情上影响人和对人进行道德规范的力量，从而促进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神的和谐。而《毛诗序》则更为集中地体现了儒家文艺观：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作为从小接受儒家思想教育，因而是儒家忠实信徒的白居易，也接受了儒家的文艺观，也反对诗歌空吟风花雪月，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在《与元九书》中他说： 　　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洎周哀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矣。” 　　正因为如此，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他认为内容是首位的，形式是次要的，而且形式应为内容服务，脱离了内容的形式毫无价值。这是白居易对诗歌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贡献，也是白居易诗歌主张的精华。用这个尺度，白居易历代诗人和作品都进行了重新评价，认为文学必须成为改良政治，改造社会的工具，诗歌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