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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共识“喜马拉雅”启示 　　1989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系统地提出了指导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各项政策主张，这被称作“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一共识逐渐深入人心。但是，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经济打击在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期间却体现得淋漓尽致。显然，现行经济体制下的基本价值观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华盛顿共识提出了“全球化”这个概念，可是“全球化”究竟是什么，是否就等同于“全球美国化”？当不丹提出“国民幸福总值（GNH）”概念时，又给现有理论提供了什么启示？新的世界共识又在哪里？ 　　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落幕后，美国政治经济学家龙安志（Laurence Braham）接受《博鳌观察》杂志专访，就世界新共识的诸多方面展开了一次对话。 　　对“华盛顿共识”的“成见”由来已久 　　博鳌观察：东西方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从发展模式上看，两套体系都有值得归纳总结的东西。造成东西方差异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读了你的文章后，我理出了些头绪。在文章中，你将“喜马拉雅共识”和“华盛顿共识”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理念和指标体系，令人印象深刻。你是怎样注意到这种差异并加以研究归纳的？ 　　龙安志：其实，我对“华盛顿共识”的“成见”由来已久。1991年至1992年，我在老挝中央银行担任顾问，后来又在越南中央银行做货币改革政策研究，那时，我就站到了世界银行（World Bank）所提出的“华盛顿共识”的对立面。我认为，以“华盛顿共识”作为指导，急功近利地要求其他国家马上开放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并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是不顾现实条件的一种理想化做法。 　　对待问题并不能一刀切，有时候我们需要市场经济，有时候我们需要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并不是一种强烈的排他性存在，而是可以共生繁荣的。后来，我在中国找到一个词来形容这种现象，就是“实用主义”。 　　一劳永逸的办法是不存在的 　　博鳌观察：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很多时候体现在“实事求是”四个字上。 　　龙安志：理论没有任何意义，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目???，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计划”和“市场”放到一个天平上来讨论孰优孰劣。 　　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计划和市场都解决了很多问题。当时，泰国、印尼等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实行了“华盛顿共识”的一些政策，想要抓住挽救经济的最后那一根稻草，但后来都没能扛过去，经济跌至低谷。但是，当时朱镕基总理主管中国金融工作，并没有接受人民币贬值这条救赎之路，而是通过一番努力稳住了本国的货币体系，也让整个亚洲经济随后逐渐稳定下来。 　　2002年，我在中国西部拍纪录片，发现少数民族通过小生意来支持他们的文化，这就是“社会企业”的雏形。于是，2002年至2010年，我把8年时间留给了中国西部，创建了一家名为“香巴拉集团”的社会企业，参与了很多文化保护项目。那段时间，我经常到南亚，拜访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被誉为“穷人银行家”的尤努斯（Muhammad Yunus），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宝贵意见和难得的经验。不丹提出的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简称GNH），倡导去GDP化，也是一种思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笼统地用“东亚经济模式”、“南亚经济模式”等这些想象中的帽子，就企图把这些国家身上发生的经济现象简单地进行归纳总结。一直以来，我并不赞同所谓的“北京共识”，我觉得，中国是一些完全不同的经验聚合在一起的复杂共同体，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千万种，一劳永逸的办法是不存在的。 　　其实，我接触到的亚洲人都非常务实。他们不讲意识形态而重实效，他们的经济框架里没有大部头的理论。这与西方国家完全相反，尤其是美国，很多经济框架非常理论化，实际上都是学者、大学教授或者华盛顿智囊团提出的理论观点，并且他们天真地以为，这些理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取得成功，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我常常想，怎么能让一个世界银行（World Bank）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顾问到一个发展中国家当顾问，甚至到一些农村去解决当地的经济问题？我认为现在需要一个全新的共识体系，于是，“喜马拉雅共识”在我的头脑中形成了。 　　美国有句谚语叫“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个典型的西方本位化的观点，在亚洲一些地方完全找不到共鸣。在亚洲的村民社会中，被一步步“托举”起来的村长，需要像对待亲戚一样不计回报地照顾他的村民。 　　“喜马拉雅共识”有几方面的哲学渊源，首先是信奉自然的道教，其次是提倡老幼尊卑、亲友互助、等级划分的孔孟之道，第三是教人向善、摒除贪念的佛教。 　　举个例子，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中，我们常常提到的“无形之手”可以等同于“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