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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社会政策和福利制度 　　社会政策是现代国家的一项核心职能。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实践来看，社会政策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呈现的结果，它表明了政府干预社会问题、修复社会结构和重塑社会关系的系统努力与制度设置。现阶段，我国正在着力推进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社会建设是其中重要一环，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是社会建设的载体，其中，建立什么样的社会政策体系和福利制度，是当前必须重视和审慎研究的问题。 　　一、惠及各阶层的社会福利政策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从世界不同模式的社会政策及其实施效果来看，具有普遍惠及性的社会福利政策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为代表的社会福利政策最具典型性，它的福利普遍性不仅体现在福利对象覆盖范围上的普遍性和福利待遇的人人平等，而且还体现在福利内容的普遍性，以及政府和公共部门在社会福利政策实施中充当主要角色的政策运行体制，而深厚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文化、以强制性储蓄为特征的税收制度以及强大的公共部门体系，是这一社会政策模式得以持续的基础，使得北欧各国的幸福指数始终处于世界各国前列。 　　再如日本，作为亚洲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其社会政策的设计路线经历了从初期德国式社会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模式到后来取向北欧和英国“普遍主义”模式的过程，该国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的“国民皆保险”方针，在60年代就已经大体上得以实现，并在此后又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日本突出的国民素质和高度的民族凝聚力与其实行的普遍性社会福利政策不无关联。 　　相比之下，在一些国家的社会政策制度中，社会福利阶层特点较为明显，所享有的社会福利有较大差异，社会阶层间、行业间流动性较差。尤其在欧洲的一些福利国家中，对中产阶级来说，某种程度上说享有比较优越的福利特权，劳工阶级则难以站在同一个福利平台上，要解决社会地位和福利问题，不仅要靠工会跟雇主去争，也要和国家去争（国家把雇主的权利和义务做了规定）。近几年，法国等国家社会冲突不断，与这种块状的、阶层固化的福利制度是不无??系的。 　　二、社会福利政策既可以是危机的放大器，也可以是危机的缓冲器 　　一直以来，对福利国家社会福利政策为民众带来高福利进行称道的同时，也不断充满了质疑，认为所谓高福利会带来经济的低效和社会的惰性、沉重的债务负担和福利的不可持续性等。尤其是欧债危机的爆发，这种质疑之声再次升高。如何认识欧债危机与其社会福利政策的关系，对社会政策方向和模式的选择和设计至关重要。 　　进一步分析欧洲国家社会福利政策与欧债危机的相关性，不难看出，福利支出的高低与国家债务并无直接关系。社会保护支出占GDP比重最大的国家（如丹麦、法国、瑞典、荷兰、德国等）均超过了30%，但目前遭遇债务危机最严重的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爱尔兰等的福利支出却基本上都在30%以下。福利支出最高的丹麦债务水平仅为GDP的43.7%，素有“福利国家橱窗”之称的瑞典公共债务也不到GDP的40%，但社会支出占GDP约16%的爱尔兰，其负债水平却接近GDP的100%。因此，并不能说明福利支出越高债务越严重。实际上，欧债危机政府赤字最高的几个欧洲国家的具体原因也是有所不同的。 　　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证据证明高福利会降低一国竞争力。相反，多项研究都证明国民福利与国家竞争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1—2012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北欧高福利国家的国家竞争力仍居世界前列，而东南欧的一些福利水平较低的国家则排名较低。虽然，北欧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经历了经济衰退时期，但北欧各国纷纷对自身的福利制度进行了改革，使其更富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在欧债危机面前显示了其应对危机的能力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提供了“经济问题社会解决”的范例。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看到，不顾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盲目攀比社会福利支出确实是欧洲一些国家，如希腊等陷入此次债务危机的不能排除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可见，社会福利政策要依据本国具体国情循序渐进、合理设计，合理的社会福利政策可以成为危机的缓冲器，但不合理的社会福利政策也会成为危机的放大器。 　　三、民粹主义的“福利赶超”会陷入“增长陷阱” 　　在经历了20世纪50—70年代末的增长黄金时代后，拉美国家普遍进入负增长，即人们称之为“失去的80年代”，在进入21世纪后，人均GDP年增长也只有0.2%的低速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粹主义及其与之密切相关的“福利赶超”型社会政策。民粹主义在拉美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至今仍然流行甚广。拉美民粹主义在各国的不同时期均有所表现，例如，智利（1970—1973）、阿根廷（1973—1976）、秘鲁（1985—1990）、墨西哥（1970—1976）、委内瑞拉（1974—1978）等国家，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