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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和贾谊治国策略 　　贾谊的治国思想，以脍炙人口的《过秦论》为其立足点。正因为他对秦朝的政治失误有深刻的揭示，所以能够对汉初政治提出全面的转变方略。后人谈到贾谊，往往赞许他“其才雄，其志达”；“卓卓乎其奇伟，悠悠乎其深长”（均见明人《新书》序）。他力图使汉朝克服秦制之弊，实现长治久安，可以说，贾谊是在陆贾之后，为西汉进行全盘战略设计的第一人。 　　贾谊是主张“顶层设计”的。他在刚刚进入决策中枢时，就提出对汉初制度进行彻底变革。“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馀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今人可能觉得这些变革都属于形式，但在古人眼里，改正朔，易服色，相当于重新搭台另唱戏，是最大的变革。贾谊甫涉政坛就提出这些建议，说明其志向宏伟。这种整体变革尽管因为汉文帝立足未稳而“谦让未遑”，但其重要性却摆在那里，并最终在汉武帝手里得以实现。更重要的是，从秦到汉，在国家治理上需要这种变化。秦朝的体制下，皇帝只相信自己，对所有人都高度戒备，“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过秦上》）精明如始皇，则大权独揽；愚蠢如二世，则奸佞当道。这种体制的要害，在于得志的大臣不是唯唯诺诺就是奸诈小人。好一点也只是算小账而不识大体的刀笔吏执政，差一点就是架空皇帝排斥异己的赵高之流掌权。秦朝之亡，亡于“其道不易，其政不改”，“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没有从兼并战争的暴力欺诈走出来。汉初陆贾倡导儒术，但执政者仍然是打天下时的功臣集团。贾谊的改弦易张，表现出由暴力向仁义、由功臣向文官、由夺天下向治天下的转变。西汉军功集团向文官集团的结构性转变，是从贾谊开始的。 　　但是，秦汉之天下已非三代之天下。大一统和君主专制已经成为时代特色。所以，儒学要成为帝国时代的治国主旋律，就需要找到儒学之仁义王道与帝制之大一统王朝的切点。贾谊??这个切点定位在加强中央集权上。他的《治安策》被毛泽东称为“写得最好的政论”，就是从中央集权角度评价的。其主旨有三：一是强化中央威权，二是富民安定天下，三是教化移变风俗。在手法上，礼治、法治、人治三位一体，并由此确定了汉代儒学的发展方向。 　　首先，贾谊对汉代的王国问题和匈奴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王国问题是内政问题，秦朝彻底废除了分封制，把一切大权集中于中央，中央权力又集中于皇帝，郡县制成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制度。然而，秦朝郡县制下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迅速显现，尤其是对原属六国地区郡县的高压统治很快激化了社会矛盾，反秦战争以原六国后裔与秦国的冲突展开。因此，在秦亡之后，无论是项羽还是刘邦，都采用了分封制。在大一统王朝尚未找到有效直辖不同地区的方法之前，人类的基本经验就是沿用过去的方法，哪怕这种方法已经显露出弊端，在没有更好的替代时，只能用它。那些批评项羽与刘邦采用分封制是“开历史倒车”、是“错误的选择”的说法，不过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已。刘邦先封异姓王，又待时机以同姓王取代异姓王，实际上是很稳健的策略。但到文帝时，同姓王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尤其是在平定吕氏之乱时，同姓诸侯王不遗余力同讨诸吕，而文帝本来与他们平起平坐，甚至势力还不及他们，朝廷与诸侯王的裂痕开始扩大。对此，贾谊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他强调：“诸侯王虽名为人臣，实皆布衣昆弟之心，虑无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亲疏危乱》）给他们以优厚待遇，但“权力不足以徼幸，势不足以行逆，故无骄心无邪行，奉法畏令，听从必顺，长生安乐而无上下相疑之祸”（《藩伤》）。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藩国强者先反，只有长沙王因其实力最弱，故能忠于朝廷。以此推论，贾谊主张，“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无忧，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藩彊》）。后来汉武帝实行推恩令，正是采取贾谊的策略。 　　对于匈奴，贾谊提出“建三表，设五饵”的策略。所谓三表，即用适当策略向匈奴示之以信、爱、好，讲信义，表关爱，显喜好，以德服人；所谓五饵，即“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汉书·贾谊传》师古注）。三表是以儒术感召，五饵是以权谋引诱。可见，贾谊的思路，是把本来水火不相容的儒法两家兼用并举，一切以维护汉朝利益为宗旨。 　　为了保证汉朝的统治秩序，贾谊主张，以礼制规范社会等级。为了解决诸侯王问题，贾谊主张在制度上改变诸侯王与皇帝君臣不分的各种称谓和待遇，清晰界定皇帝与诸侯王的尊卑等级衣服物品号令规范，“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下不凌等，则上位尊，臣不逾级，则主位安”（《等齐》、《服疑》）。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