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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新探索 　　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与世界关系的日趋密切，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外交理论的建构愈益迫切。相应的努力也日渐明显，且正随着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要求而迈向新的阶段。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王逸舟教授新近出版的《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便是其代表作之一。 《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是王逸舟教授“创造性介入”主题的三部曲之二，延续了2011年《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的主题，探寻中国全球角色形成的根源、阶段及走向，以中非关系为实例探索中国不干涉内政理论和实践的拓展以实现对国际事务的创造性介入，并以欧洲经验为参照寻找中国全球角色的启示。 　　一、改变自己塑造世界：中国全球角色的生成 　　在探寻中国特色的外??理论的努力中，最为首要的便是如何界定中国的全球角色。不是作“应然性”讨论，王逸舟教授回顾了从1919年直至今天的中国外交发展，并将其大致划分为几个30年，“实然性”地考察中国全球角色的生成，进而自然而然地推导出中国外交理论的特色所在。 　　根据王逸舟教授的看法，1919—1949年的30年，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解放斗争的30年；是朝着结束百年来任人宰割的屈辱历史和连年战乱的局面、实现国家独立的30年；也是在全球范围内打击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壮大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的30年（第8—9页）。从中国全球角色的角度讲，中国事实上引领了这一时期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殖民运动，中国是在通过“改造自己”而“改造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头30年即“毛泽东时代”，是以革命战争年代的思路和做法，发展新中国的对外交往，定位中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位置的“初级阶段”（第13页）。这个30年也是中国的全球角色发生逆转的30年：从一开始很大程度上站在主流国际体系的对立面，到逐渐演变为竞争直至成为美国的准盟友，为迈入中国全球角色的第三阶段奠定了基础。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即1979年实施改革开放起的30年，是中国与世界各方面关系突飞猛进的全新阶段（第28页）。事实上，此前30年中国全球角色的演变，某种程度上仍反映了中国对世界历史潮流的或许是无意识的准确把握。世界历史潮流从殖民主义向着和平发展的转换，曾导致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波及全球的思想乃至政策混乱。尽管未必是最早走出这一思想和政策混乱的国家，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确较早地把握住了新的历史潮流，从而确保了此后30年里中国迅速地从“改变自己”、“适应世界”到“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的转变。 　　进入21世纪特别是第二个十年之后，中国已然完成从“受压迫者”到 “负责任的大国”的蜕变，向着“改变自己”、“塑造世界”的阶段发展。当然，中国人站到了全球新的高地上，既看到更多更美的风景，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感受到“高处不胜寒”、“树未大先招风”的特殊压力与孤寂（第37页）。尽管存在诸多问题、麻烦和挑战，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成长的信心，对本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可能是新兴大国里最强烈的，也许是所有世界大国中最乐观的（第48—49页）。中国共产党人也通过将“合作”、“共赢”等词汇纳入对世界潮流的论述，通过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等概念，继续站在了世界历史潮流的前沿。 　　当然，正如王逸舟教授所指出的，中国的全球角色之生成，始终处于一个“再平衡”过程中。一方面，中国的全球角色正发生重要的转型或升级，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建设者、参与者开始变成一个重大的驱动力和新的引导者，或者说是一个新崛起的、不同于传统西方列强的大国。另一方面，中国这一角色还不够完美，很多方面还没有发挥出来，特别是在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全球安全、国际文化等领域，中国还没有成为一个像在经济领域那么重要的角色。因此，中国仍需创造性地介入国际事务，使自身变成一个在各个领域都能够发挥创造性积极作用的角色。 　　二、发展不干涉内政理论：国际事务的创造性介入 　　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角色，便需要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和更全面的国际公共产品，特别是克服眼下的困难、创新性地发展传统的不干涉内政理论。这需要从政治哲学高度来思考。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创造性介入”讲的不是政治哲学，而是某种方法论；它的重点不在价值观，而是提倡一种积极态度（引言，第3页）。王逸舟教授的探讨远非就此止步，他事实上提供了两个努力方向：一是对中国不干涉内政的理论和实践的与时俱进的再解释；二是创造性地依据中国的新全球角色的要求思考不干涉内政的理论和实践。 　　传统上，包括不干涉内政在内的和平共处原则代表着受压迫者、弱势群体的共同愿望，折射出对国际政治现有秩序提出批评和抗议的那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