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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慈善组织公信力对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备受关注，一方面因为慈善组织丑闻的影响，另一方面源于我国慈善组织的自身建设水平有待提高。从郭美美事件到2013年的芦山地震捐赠，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涉及如何提高慈善组织公信力问题，公信力直接影响了慈善组织的生死存亡，积极回应社会关切，重塑慈善组织公信力，需要我们在立法和慈善组织管理体制上寻求突破。 　　1.我国慈善组织面临公信力危机 　　2000年以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迅速，社会组织数量明显增多，作为社会“第三部门”的慈善组织作用日益显著，尤其在经历了2008年的汶川地震、南方雪灾之后，慈善组织的捐款筹集行为在灾害救助中的地位受到社会的重视。截至2010年底，在民政部门依法登记的各类社会组织数量由2005年底的31万个增加到44万个，其中基金会数量从975个增加到2200个，其中许多社会组织将慈善作为服务宗旨。具体来说，我国慈善组织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政府主导的“官方性慈善组织”，如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慈善总会；经过民政局登记注册的民间慈善组织，如“壹基金”等；另外还存在没有经过合法注册的“草根性慈善组织”，如山东寿光义工团体等。这些慈善组织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慈善组织的公信力问题的考验。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指的是社会对慈善组织的认可及信任程度，它需要通过法律规范和自律机制来实现。自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出现以后，慈善界丑闻百出，这使得社会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度严重下降，刚刚兴起的中国慈善事业又一次走进了现实困境。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缺失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不仅导致了大量的慈善资金流失，更多的是它磨灭了很多慈善捐助者的捐助热情，弱化了慈善组织的社会参与功能。 　　2.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危机的成因 　　2.1我国慈善组织缺乏独立法律地位 　　公益慈善组织的本质属性是民间性，应该由民间机构和社会人士依据法律法规设立和运作。我国慈善组织法律地位不明确，组织机构与行政机关关系过于密切，缺乏独立性，影响了慈善参与者的参与热情。目前我国慈善组织受到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直接干预较多，很多慈善组织采用挂靠政府主管部门的方式，因此作为慈善机构的主管部门的政府机构或半官方机构，很容易对后者的善款用途、项目实施以及人事任免的行为和决定产生干扰，削弱了慈善机构的独立性，影响了慈善组织的社会声誉，对慈善组织监管力度不够，致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2.2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缺乏披露标准 　　我国慈善组织信息不透明是影响慈善组织公信力的重要因素，其源于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的内容、方式不合理。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缺乏标准化规制，信息公开缺乏动力支持和统一的信息公开平台。目前慈善领域信息透明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准则还没有形成，缺乏可操作性的标准，慈善组织怎样去公开信息、公开到什么程度，是否有义务公开、不公开有什么责任，都没有统一的规定和标准。使得慈善组织在信息公开上无章可循，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捐赠者、公众与接收捐赠组织在信息上的不对等。合适的信息公开渠道才能保证信息公开对象有效接受慈善组织公开的信息。但目前我国慈善行业还缺乏权威、系统的信息公开平台，各类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呈现出“各自为政”的局面，造成资源重复投入，效果也不甚理想。 　　2.3缺乏信息公开的的动力 　　信息披露动力缺乏是因为受到内外两方面因素制约。外部因素体现在目前慈善领域市场竞争氛围不足，资源整合力度不够，慈善组织的危机意识不强，导致其公开信息的动力缺失；内部因素体现在不愿承担公众压力，想通过隐藏信息来保留权力。不少慈善组织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维，公开了不如不公开，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这样的“怕公开”有两种逻辑：一是怕披露后公众知道和掌握了症结，方便对其以后的监督，慈善组织自身的“灵活性”会大大降低：另一种怕是担心披露后公众不理解、不明白，更加质疑慈善组织的管理运作，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这些使得慈善组织在信息披露上遮遮掩掩。无论是哪一种“怕”，都是慈善组织存在自私自利的反映。 　　2.4慈善组织内部治理结构不健全 　　慈善组织内部治理结构不健全，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和内部监督，不同部门与项目之间存在交叉。理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理事会的规模和成员结构不合理，成员与成员之间容易形成利益链条，不能做出科学决策，许多民间慈善组织的理事会规模庞大，多数理事是兼职工作，常常敷衍了事。监事会在我国慈善组织的内部监督中没能有效发挥作用。一方面，许多民间慈善组织没有设立监事会，仅有一两名监事，监事的设置常常形式化；另一方面，设有监事会的民间慈善组织大多出现监事会职能虚化的现象，监事会不能深入了解和掌握慈善组织真实的第一手资料，监督停留在程序上，无法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工作。 　　2.5 慈善组织监督体系有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