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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雪涛她推动了《精神卫生法》出台 　　按百分制算，黄雪涛女士愿意为2012年10月26日新出台的《精神卫生法》打上70分。 　　这部延宕了27年的法律，为了防止精神病人收治制度被滥用，即所谓“被精神病”，做出规定：只要患者没有危害他人安全，就有权拒绝住院；如果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打这么高的分，还有没有节操？”一位同事开玩笑地批评她，说自己最多只会给30分。 　　身为律师的黄雪涛明白分数扣在哪里：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新法无法防止近亲属滥用监护权，诉讼权在具体情境中也难以实现。 　　“即使立法有瑕疵，也比现实好，现实比这个版本更糟。理想化要求将等于进步落空。” 　　这是法律问题，不是医学问题 　　现实层面，最突出的表现是层出不穷的“被精神病”事件。 　　2006年，深圳女子邹宜均，因与家人意见不合，被两次送入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了3个多月。 　　2008年，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赴京上访，被镇政府以“维稳”之名，送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20天，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被放出。 　　2011年，武汉钢铁集团职工徐武“飞越疯人院”，跑到广州做精神鉴定，以证明自己没病。不到10天被武汉警方跨省追回。此前，徐武因与单位打了3年官司被关进精神病院4年。 　　这就是黄雪涛所指的现实：精神病人的强制收治没有任何程序可言，已经成为公民丧失人身自由的一个医学借口。精神病院成了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执行者，精神科医生做了本该法官做的事。 　　“如果一个人确实有精神病，需要限制他的自主权，必须经过司法程序来宣告。” 　　黄雪涛是“邹宜均案”和“徐武案”的代理律师，她因为介入“邹案”首次接触到精神病界，为精神病人强制收治制度所“震惊”，走上推动立法之路。 　　2009年，“邹宜均案”开庭审理。她本来担心，这类案件会纠缠在“是否有病”的问题上，以致变成“医疗纠纷”。但是让她欣喜的是，法官审查的重点放在强制收治的动机和程序上，从而抓住了议题的关键。 　　“我关心的是精神病人、疑似精神病人的权利边界，这是法律问题，不是医学问题。”黄雪涛强调。 　　媒体的报道将法庭内的声音传播了出去，引发了一连串公共讨论。黄雪涛接受媒体访问，在公共平台撰文发言。“被精神病”及其背后成因，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2009年3月，《精神卫生法》列入全国人大立法工作计划，媒体纷纷呼吁法案早日出台。 　　黄雪涛不同意仓促出台，在她看来，立法未必是法治水平的提升，也有可能通过立法，让侵权合法化。2010年4月，她创立了深圳衡平机构并担任精神卫生项目负责人，力求影响精神卫生立法。 　　她也开始有意改变自己的公共形象。一个变化是，以前她常穿黑色套装，而现在，越是重要、严肃的场合，她越会选择穿裙子。她会请摄影师把她拍得“温柔一点”，因为不想树立看起来“很会吵架”的样子——虽然“吵架”确实是她的特长。想了想她又补充：“不叫吵架，叫批判性表达。” 　　6个月后，她主笔撰写了中国民间第一份精神病人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直指收治制度的八大缺陷。 　　2011年，借助“徐武案”，“强制治疗”又一次成为立法焦点。草案出台前，“精神障碍患者住院应实行自愿原则”成为人心 　　所向。 　　2011年6月10日，《精神卫生法（草案）》公布，确认了精神病人拒绝住院的权利。至此，“被精神病”议题改变了立法思路。 　　但草案存在的“医生做了本该法官做的事”这一误区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医生依然有权力决定病人是否被收治。黄雪涛当天就转入对草案的评论。 　　记者汪峥在黄雪涛给国务院法制办写草案的建议信期间采访了她。回答某个问题的时候，她突然联想到一个细节，立马放下采访，抛下记者，坐到电脑前开始敲敲打打。“她很自然地就不‘理’你，你也很自然地不尴尬。”汪峥说。 　　之后，法案进入审议期。黄雪涛和衡平机构在此期间配合推动公共讨论，找出一个个立法陷阱。历经3次审议，法案艰难出台。其间，“有扰乱公共秩序危险可能”、“不住院不利于治疗”等等有可能被滥用的“口袋”（指可被随意解读）条款相继被删除，直到第三次审议稿，“无危险不强制”的法治原则，才最终得以确立。 　　最佳平衡尚未达到 　　推动立法过程最难“磕”下的部分，是医学界的态度。 　　自1985年起草以来，精神卫生立法一直被视作纯粹的医学问题，由精神科医生主导，法律界的声音相当微弱。法案通过后，黄雪涛最关心医生们的反应。 　　2010年，她发布精神病人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的时候，医学界动静非常大，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在其官网上组织了集体回应，数位地方分会的正副会长亲自撰文反驳。黄雪涛俨然成为整个精神科的公敌。 　　医学界认为，精神卫生立法的核心应该是保障精神病人得到有效治疗的权利。 　　简单说，黄雪涛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