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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视镜”中气候变化政策 　　数十年过去了，我们仍努力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450ppm以下并逐步减少排放，但收效甚微。那么，我们应坚持当前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路线图，还是寻找其他控制温室气体的途径？ 　　现有模式的有效性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遵循的是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确定的模式。在联合国的支持下，113个国家、政府间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为面临环境挑战的各国政府制定了行动纲领。控制温室气体需要各国政府和机构采取切实的行动，而不仅仅是承诺。支持气候谈判的人士认为，如此艰难地达成了全球协议之后，各国就应遵守并取得实质成果。那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落实情况到底如何？ 　　结论是错综复杂的。甚至，应以何种方式提出有关实质成果的问题都很难解决。各方是否在本国出台必要法律，各方是否将意图转化成了行动？即使评估协议各方的意图也不简单。如果起草方达成的协定在关键问题上含糊其词，那么《框架公约》如何才能视为成功？ 　　制定公约的拥护方提到了《蒙特利尔议定书》（Montreal Protocol），其在减少氯氟烃使用上是卓有成效的。许多人赞同《保护臭氧层》（Protecting the Ozone Layer）一书作者爱德华· A· 帕森（Edward A. Parson）的观点，即“它在形成机制、谈判策略和技术评估方面的具体教训”将适用于“具有完全相似状况的其他问题”。怀疑人士则以上世纪90年代的两个深度研究（检查了国际环保合作的“功能或有效性”）为例得出结论称，多边环保协定没有兑现其承诺。 　　谈判方过多而无法达成共识 　　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的有195个国家，而这些国家的权力、利益和目标通常截然不同。给每个参与者同等的投票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公平，但其决策规则是否阻碍了谈判取得的实质性成果？谈判各方在取得“共识”的框架下展开激辩。那些担心被较大且更有权势的国家边缘化或裹挟的国家非常重视“共识”。 　　取得共识是长期谈判过程的终点，但也可视为通过一小部分人的努力击败整体的能力。共识的意义在重大决策时会受到考验，有些决策虽然有人表示反对???但还是被强行通过。比较著名的是，1995年在京都举行的气候变化会议期间，针对沙特人的反对，时任联合国气候委员会环境部长、会议主席安格拉· 默克尔（Angela Merkel）没有理会。在坎昆，玻利维亚的抗议也被忽略了。 　　强行敲定协议或许对间接承认缩小谈判参与者范围有价值，但应将范围限定在可尽最大努力解决分歧的人当中。正如大会主席国墨西哥所言：“我们不可能不管其他193个谈判者的立场和愿望，因此必须适时做出决定。”如果反对方是对解决当前任务至关重要的谈判方怎么办？掩盖基本分歧可能会对未来的谈判和实施阶段产生不利影响。 　　分开决策还是单独决策 　　摆在UNFCCC面前的每个问题，本身就是对人类解决问题能力的特殊考验。这些问题包括：减少全球排放和制定减排责任；向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进行开发并提供金融以及其他支持；确保各方公平分担气候变化的负担和收益；为发展中国家的清洁能源投资和可持续增长提供技术支持。 　　它们都有价值，但也不应回避以下问题：即把这些事项放在一起，会否影响到在合理时间范围内解决任何单一问题？事实上，UNFCCC的官僚机构要对引入新问题的方式和时机进行监管。虽然每年举行的缔约方会议保证了过程的持续性，但也阻碍了解决问题的灵活性。这些问题环环相扣，每个都需获得本国选民的同意，但其目标都是为了制订一个高度整合的正式方案。复杂的结构使人们更难做出随机应变式的回应，或者寻求一些意料之外的模式解决问题。因此，就产生了以下疑问。UNFCCC是处理和解决所有这些复杂问题的合适平台吗？如果是，它可否随机应变地决定该优先解决哪些问题吗？ 　　过于关注协定的正式通过 　　如果UNFCCC不可能让温室气体浓度得到控制，谈判就几乎没有意义。那么，有必要为这一结果出台“具有约束力的责任”吗？ 　　研究显示，正式协定获得通过并不一定能保证实施的有效性。同样的谈判和公约签署，对不同国家含义不同，造成的影响也不同。我们甚至不能保证各签约国遵守协定，正如加拿大最终选择退出《京都议定书》。政治会改变。 　　另一方面，迹象显示，当各国有意愿时，非正式协定也能取得进展，没有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定就证明了这一点。 　　气候问题仅是环境问题吗？ 　　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吗？或者它是一个包含多层次的能源、金融和安全利益、文化准则以及国家预期在内的复杂问题？ 　　由于被定义为环境问题，气候变化在世界外交政策的优先名单上处于次要位置，因为它不是威胁到全球稳定前景的事项。如果按照实际情况将气候变化重新定义成必须从多方面考虑的威胁，或许可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