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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与出口隐含碳研究 　　摘要：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制造业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低端环节，由此引致日益严峻的能源与环境问题。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地位的基本属性决定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的高含碳化，与此同时，低端地位对影响出口隐含碳总量变化的规模、结构、技术因素均产生较强的负面作用，强化了高碳化趋势，并制约了隐含碳总量的降低。由此可见，外贸出口低碳化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世界工厂的定位，转变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出口隐含碳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8-0072-05 　　一、引言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促使国际分工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分工不再仅以产业、产品为界限，而是演进到同一产业、产品内部不同环节之间，兴起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跨国公司将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外包。中国凭借低廉的生产要素，承接了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转移，成为“世界工厂”，发展外向型经济，出口由此高速增长。然而，就在“中国制造”以极高的性价比遍布全球市场的同时，大量的能源消耗与碳排放却发生在中国、留在中国，中国民众为此承担着严重的能源与环境成本。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关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外贸出口与环境问题已分别受到国内外不少学者的关注。 　　Kaplinsky（2002）认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产业嵌入过程是分为低端与高端两种模式的。低端模式是以低工资、低价格、低技术、高能耗、高污染为代价参与国际市场，获得竞争力。高端模式是通过使用新技术，增加产品附加值获得竞争力[1]。刘志彪（2011）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在历经30多年外向型经济发展之后，已经被“锁定”与“俘虏”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升级出路在于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应重视培育基于国内市场空间的国家价值链[2]。 　　Copeland（1994）较早提出国际贸易自由化缓和了发达国家的环境问题，却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状况，发展中国家成为“污染庇护所”[3]。Shui和Harriss（2006）研究表明1997—2003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如果在美国生产的话，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要增长3%～6%；中国生产向美国出口产品所产生的排放量占中国排放总量的7%～14%[4]。国内学者张友国（2009）经计算证实2005年以后中国已经成为碳的净输出国[5]。陈红敏（2009）、许统生（2011）对中国出口隐含能或隐含碳进行了分解分析，结果表明规模效应是制造业出口隐含碳（能）上升的最重要因素；结构效应的作用方向不稳定，且数值很小；技术效应相对明显，但还不足以抵消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6][7]。 　　可见，现有的文献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外贸出口与环境问题分别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然而，已有的研究并没有将二者放在同一个框架体系之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制造业已经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之中，外贸出口与相关的碳排放问题发生在这一现实背景之下，因此，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和出口隐含碳问题纳入同一框架体系之下进行研究分析，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理论初探 　　（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对出口隐含碳总量的影响机理 　　“价值链”由迈克尔·波特在1985年提出，以此来判定和寻找企业的竞争优势。1992年施振荣进一步将价值链上各环节的附加值变化关系形象地描述为一条“微笑曲线”，即价值链上各环节的附加值呈U型，U型曲线中间是附加值最低的生产制造环节，而左右两边分别是高附加值的技术研发和营销服务环节（如图1所示）。根据微笑曲线的直观图形与其代表的涵义，生产制造环节往往被称为“低端”，而研发设计、营销服务等环节往往被称为“高端”。可见，一国产业所参与的环节决定了其在分工体系中所得到的利益分配，也决定了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隐含碳”是指为生产最终产品而在其整个生产链中所排放的CO2，“出口隐含碳”是指为生产出口产品而排放的CO2。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中，高端的研发与营销环节属于知识技术密集型环节，是一定意义上的生产性服务业，这些环节不从事具体的物质生产，所以能耗较小，碳排放量低。而处于低端的制造环节由于从事具体的物质生产，能耗大，碳排放量高。分工位置与碳排放量呈负相关性：分工位置越高，碳排放量越小；分工位置越低，碳排放量越大。将价值链各环节碳排放量大致描绘成一条曲线，其直观形状与体现各环节附加值的微笑曲线正好相反，具体见图1。从中可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越高，享有的附加值越高，由此产生的碳排放越小；地位越低，享有的附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