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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道德基础之社会责任条款规定 　　【摘要】面对日益凸显的公司社会责任问题，我国《公司法》虽明文规定了“公司应当承当社会责任”，但是在实践生活中，关于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很难被规范，尤其是对于公司的社会责任案件的司法裁判问题。分析公司法关于该条规的规定在适用中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公司法 道德基础 社会责任 　　一、引言 　　近年来，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越加凸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在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上发布的《2011·跨国公司社会责任问题报告》中，汇集的家乐福（法国）、沃尔玛（美国）、葛兰素史克（英国）、宝洁（美国）等世界500强企业，均严重背弃关于承担社会责任义务的承诺。而在国内，从归真堂的活熊取胆事件到紫金矿业的生态污染，从大连输油管爆炸到蓬莱19—3油田溢油，从接二连三的煤矿爆炸案到比比皆是的食品安全问题，让社会在对公司行为谴责的同时，不得不对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进行审视和探究。 　　对此，我国现行《公司法》第五条第一款亦做出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首次在世界范围内的公司立法领域明文规定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责任，故有学者认为《公司法》的该条规定是“一大特色”，是“我国立法者对公司法的一大贡献。”至此，我国立法上支持了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可对于《公司法》中规定的公司社会责任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下的司法适用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二、我国《公司法》规范社会责任在司法适用中的问题 　　所有市场主体必须生活在一定的制度中，其行为必须在制度指导下进行，并且以制度的标示为取向。“人类的所有活动都需要一定的有利于社会活动的标准化准则”，“在任何社会环境中都需要有一套行为标准为主体成员规定能为人接受的行为。”而道德化社会责任由于道德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个人理解的差异性，决定了其责任内容的非规范性。公司社会责任完成了法律化，却尚未实现司法化。本文参照前人的研究和现实审判中遇到的问题，对公司法第五条总结出以下几点不足： 　　（一）规定的义务内容不明确 　　富勒在其《法律的道德性》中提出，清晰性要求是合法性的一项基本要素。他认为含糊和语无伦次的法律会使合法性成为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目标。立法者不能违反合法性原则，立法机构处在命令链条的顶端，不能免除其尊重法律的内在道德之命令的责任。观之《公司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从文字表达上来看，此处有两大模糊点。一是规定都是从宏观角度出发，使用的多为概括性词汇，在实践运用中很难明确界定何种行为为违反了社会责任，从而导致该条需要大量的司法解释或者司法推定，甚至会造成该条款的形同虚设。另一个模糊点是这条规定的语言歧义。本条款从四个方面进行规定的，其一是，守法；其二是，守德；其三是，受监督；其四是，担责任。但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四个方面是并列的，各成体系的四个方面的规定，只有本条第四项是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另一种理解是此处前三个方面的规定都是对第四项的例举，包含在第四项内容的内涵里。鉴于此，很难得出“公司社会责任”的基本内涵究竟是什么，也很难确定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边界何在。再次，责任承担的主体是公司，则所指向的对象是谁，由谁来提出诉讼，成为诉讼的主体？最后，亦没有指明公司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不利法律后果，这就为今后的适用留下了隐患。 　　（二）缺乏配套的制度规定。纵观我国《公司法》全文，除第五条明确提出了“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其余部分均未发现任何关于此方面内容的规定。公司法在董事制度和监事制度设计中，并没有赋予其相应的保障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职责，如果强硬要求履行社会责任，于法无据。这一条文被放到总则中，类似于宣示性条款，而且整部公司法并无任何具体的适用公司社会责任的条文，很容易使得该条款成为具文。 　　（三）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加重了法官的工作量 　　由于法律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模糊不明确，这就要求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来做出正确的裁判。然而，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大多数时候，法官都是依法办案，依法裁判，不能像英美法系国家那样，援引过去的判例，而只能从最高院发布的案例中寻找判案的法律依据，多数时候，是参照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条款在全世界立法范围内都未被明确界定，这种情况下，要求我国的法官运用个人智识和经验作出司法裁判，无疑是过苛的。其次，我国法院司法负担过于繁重，对于不确定的规则缺乏解释的热情。 　　三、社会责任条款的不足的解决思路 　　（一）针对《公司法》对公司社会责任条款规定的义务内容模糊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