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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系统归纳与总结 　　【摘要】本文试图基于历史视角将中华上下五千年来的企业管理理论加以系统归纳与总结。从我国古代百家思想所涉及的管理方法到近现代一百多年来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脉络，以及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企业在吸取外国先进管理理论的同时，不断探索出的适合自身经济体制、适合社会主义基本国情的企业管理理论体系。 　　【关键词】企业管理理论；发展；历史视角 　　五千年灿烂的中国文化孕育了许多优秀的管理思想，而把握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脉搏则是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管理创新的有益尝试。 　　一、中国古代百家思想中的管理精华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在浩如烟海的文史资料中蕴含着及其丰富的管理思想。这些思想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 　　（一）顺道 　　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对自然界来说，“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管理·形势》），其运行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他看来，“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管理·形势》），只能“因之”而不能抗拒。因此，管理者必须能辨道（辨识客观规律）和顺道（根据客观规律的要求来组织管理活动）。 　　（二）重人 　　重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得众而不得其心，则与独行者同实”（《管子》）。“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诸葛亮《前出师表》） 　　（三）求和 　　“和”强调的是人际关系的融洽、和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孔子也提倡“礼之用，和为贯”。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是谓“无私者容众”，切不可“以爵禄私所爱”以至“党而成群者”，而是要“循公而灭私”（《管子》）。 　　（四）法治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源于先秦，其后不断发展、完善，包含了一下三条基本原则：第一，明法。是法的公开性原则，“法必明，令必行”，“上有明法，下有常事也”；第二，一法。是法的统一性和平等性原则，“权度不一，则循义者惑”（《管子·君臣上》）、“罚不畏强大，赏不私亲近”（《战国策》）；第三，常法。是法的稳定性原则，“执者固，固者信”，“法判有常，则民不散而上合”（《韩非子·五蠹》）。 　　（五）守信 　　信誉是国家和企业的生命。“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言而不可复乾，君不言也；行而不可无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六）预谋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无过在于度数，无困在于预备”（《中庸》），“以虞待不虞者胜”（《孙子·谋政》）“惟有道者能备患于形也”（《管子·形势》）。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于朴素的“预谋”思想也有相当精彩的论述，如：“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等。 　　二、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 　　中国近代民族企业诞生于鸦片战争之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在夹缝中求生存，但是既便如此，它们在经营活动的过程中不但为自身创造了财富，还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因此，近代民族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宝贵的经验和隐藏在其背后的企业管理理论更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一）洋务派的努力和清政府的破产 　　洋务派企业管理理念是在当时那个特定的背景下，在中外文化的相互碰撞、融汇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超越与变异。洋务派企业主要代表人物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冯桂芬、王韬、薛福成等，其指导思想是主张“经世致用”、“自强求富”、“师夷长技以制夷”，其管理思想的主要特征有：封建性、腐朽性、对西方的依赖性等。 　　（二）维新派的救亡图存 　　维新派管理思想的理论本源主要是西学，其中作为灵魂和核心的则是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和天赋人权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康有为多次上书光绪皇帝，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目的是“富国”和“养民”。富国之法包括钞法、铸银、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邮政六项纲领；养民之法包括务农、劝工、惠商、恤穷四项纲领。梁启超主张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振兴实业，同时，他对当时中国股份制公司的发展也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 　　（三）革命派的朴素资本主义救国思想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引进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同时，又引进了西方的现代科学管理思想，同时与中国的传统管理思想相融合，从而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行政管理思想。革命派管理思想侧重于宏观的国家管理，如孙中山“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和行政管理思想，廖仲恺的新国家建设思想（发展铁路交通是其核心内容），朱执信的土地国有思想（实行“土地国有”、“铁道国有”，以避免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