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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实证分析 　　摘 要：外商直接投资如同一把双刃剑，在给东道国带来资金、技术的同时，会对东道国的环境产生不利影响。通过利用29个省，2004—2011年度的面板数据，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二氧化硫排放的关系。结果证实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并进一步证实，这种影响在东部地区小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然后就实证结果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污染；污染避难所假说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8-0259-03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FDI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成为全球化和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之一。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丰富的劳动力，高速增长的经济与日益开放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的FDI。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报告称，2011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吸收FDI的国家。FDI的大量流入加速了中国工业化进程，提升了中国经营管理机制，弥补了资金不足，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积极的影响。 　　随着FDI的大量涌入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开始关注两者之间是否有关，对此，国内外的学者对于FDI的流入与东道国环境质量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讨。他们的检验结果分成两类。一类研究认为“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东道国不存在。该假说认为，外国公司会选择更加清洁和有效的能源，更加有效率更加绿色的生产方式，减少了污染的排放，有利于东道国环境质量的提高。Wheeler（2003）认为外国公司会把治理污染的技术带到东道国，减少了东道国污染的排放。Wang and Jin（2002），Eskeland and Harison（2003）的文章论证了，外资企业有更好的环保意识，会比东道国企业采取更好的环境保护措施。Goldemberg（2002）通过建立FDI与污染排放的回归关系，认为FDI有利于改善东道国的环境。Liang（2006）在中国260个城市，1996—2003年的面板数据基础上运行固定效应模型，得出的结论是FDI对中国环境是益的。贺文华（2010）利用中国东部十一省市和中部八省1985—2008年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除东部地区的工业固体产生量外，其他污染指标不支持“污染天堂假说”，并且东部地区的FDI比中??地区的“更清洁”。唐杰英（2012）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借助净出口消费指数分析认为中国没有成为“污染避难所”。 　　另一类研究认为“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东道国存在。该假说认为，发达国家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动成本和低的环境标准，通过FDI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污染密集型产业，污染密集产业的企业倾向于建立在环境标准相对较低的国家或地区。甚至一些国家会主动降低环境标准，向底线竞争（race to the bottom），以吸引更多的FDI。List and Co（2000），Xing and Kolsta（2002）的实证研究认为，“污染避难所假说”确实存在，东道国环境政策显著地影响FDI的流入，环境政策的严格与该地区对FDI的吸引力成负相关。Waldkirch and Gopinath （2008），Dean et al.（2009）分别以墨西哥，中国为样本进行研究，他们的结果都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Hi（2006）通过使用中国29个省的面板数据，表明FDI资本存量每增加1%，SO2排放就会增加0.099%。潘申彪、余妙志（2005）利用江浙沪三省市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废气排放量的数据进行了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与环境污染加剧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在汇总的三省市数据和上海、江苏两省市的单独检验中，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与环境污染加剧之间的因果关系较为明显；但是对于浙江省，这两者数据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显。张学刚（2011）利用中国1988—2007年制造业数据定量分析FDI影响环境的各种效应大小和方向，研究表明FDI对环境产生了消极的规模经济、积极的结构效应和积极的环境技术效应，管制效应尚不明显，总效应为负。何禹霆、王岭（2012）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显著提高工业废水排放量。 　　国内大多数学者都是使用FDI流量，本文使用的是FDI的存量，因为FDI流量不会立即对污染排放产生影响，并且FDI投入的固定资产会有折旧，这些因素都应予以考虑。同时，国内大多数学者在使用GDP时，没有考虑价格因素，使用的是名义GDP，本文将GDP转化为以2003年为基期的实际GDP。 　　二、二氧化硫排放的实证检验 　　（一）变量的选取与处理 　　本文选取二氧化硫排放（万吨）为环境污染指标，因为中国已是仅次于欧洲和北美的第三大酸雨区，酸雨的形成主要是由二氧化硫排放的不断增加引起的。FDI为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中的FDI，地区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