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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维权专家李国庆在不违法前提下做事 　　北京，中华民族园附近的唐人街，车水马龙。闻名遐迩的“企业维权平台”华夏都市记者俱乐部就坐落在这里。盛夏时节，在记者俱乐部的一间办公室里，副会长兼秘书长、企业维权专家李国庆接受了《投资者报》记者的专访。 　　《投资者报》：说起企业维权，有企业家称华夏都市记者俱乐部是“中国最受企业家欢迎的维权平台”，称你本人是国内企业维权专家，你怎么看待这些评价？ 　　李国庆：过奖了，这些评价太高了。当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使企业受到或将要受到重大经济损失时，企业家都是很焦急的。一般情况下，他们会采取一些简单的维权措施，比如上访、诉诸法律等。但在很多情况下，效果不理想。很多企业家慕名找到我们，经过我们的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最终解决了问题，挽回了经济损失，所以就给予了我们较高的评价。就好比一个在其他地方久治不愈的患者，在你这个“医院”治好了，评价你“药到病除”、“妙手回春”一样。 　　企业维权，是我们业务的一部分。我们的确是一个“维权平台”。我们不是靠一个人或一个部门，而是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在我们的团队内部，设有专家工作组，有很多为企业服务的专家，如法学专家、媒体专家，还有其他方面的专家等。一般而言，只要不违法，专家们会想出多种办法为企业家排忧解难。 　　我个人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准确地说我是一名报人、一名媒体人，在中央媒体当过十几年记者。因为报道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多年，对企业很有感情，也比较熟悉。现在，“路见不平一声吼”，协助会长们和专家们做了一些整合资源，依法为企业家挽回经济损失的事。仅此而已。我做的工作，与会长们、专家们相比，微不足道。 　　《投资者报》：你们的维权平台为企业或企业家维权，掌握什么原则？有什么标准？ 　　李国庆：原则就是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做事。几年来，我们记者俱乐部一直坚持这一原则。我们单位刚成立时，法人执照上是这么写的：法律、法规允许的和没有规定的可以做，法律、法规禁止的不能做。近几年来，上级领导和会长们也是这么要??的。我们觉得，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企业家说话、办事，让他们感到社会的公平和温暖，可以避免矛盾激化和群体事件发生，是在为社会稳定做贡献。 　　维权的标准，通常是1000万以上的经济案件或纠纷。几百万的事也做，但比重较小。有会长总结为“抓大放小”。 　　《投资者报》：为什么只做“大事”，不做“小事”？ 　　李国庆：这就涉及到了“机会成本”和“比较优势”。做小事，“机会成本”太高。用“比较优势”来说，我们适合做大事。换句话说，事情越大，解决起来相对容易，成功率也高。给企业挽回几千万的经济损失，通常比解决一家一户的不合理的征地拆迁容易。就社会效益而言，前者比后者对社会贡献要大得多。 　　《投资者报》：听说你们做了多年企业维权，不仅很成功，而且，在政治上、法律上都没有出过问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不错，你们是怎样做到的？ 　　李国庆：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们的十几名会长都是中央主流媒体原主要领导人，受党教育、培养几十年，大家集体决策，一般政治上出不了问题。法律上，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违法的事情不去做，虚假的东西不沾边。我们有几十名法学家，以及几百名核心离退休编辑记者（多数是记者俱乐部会员）把关，所以判断失误的时候也非常少。 　　一个单位必须要有经济效益。有收入才能付得起员工的工资，付得起办公场所的房租。现在，我们的效益还不错，给企业家的事办了，自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都有了。当然，创办初期我们还是过了几年艰难的日子。比如，有的会长把计划买房的100万元贡献出来做开办费，钱还不够用，有的会长就把在京的房产卖掉，把卖房的钱贡献出来支持记者俱乐部发展。困难时，我们也在地下室办过公。 　　《投资者报》：请问你们与律师的维权有何异同，效果怎样？ 　　李国庆：律师和当事人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我们与企业家也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这点相同。但解决问题的路径不同，律师是出庭打官司，比较单一。我们采用的是综合性的办法。一句话，只要不违法，会用多种办法，整合多种资源帮助企业家。律师打官司，一般一两个人即可。而我们是一个团队，通常要设若干工作组，多时要动用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人。遇到纠纷，一般原告、被告都可以咨询律师或请律师打官司，而我们只帮助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一方，不会帮助侵权的一方。帮助企业家解决问题时，通常哪个办法速度快、效率高、力度大，我们就用哪个办法。至于效果，只要专家们评估、论证认为能够解决的，90%能解决。 　　《投资者报》：收费标准如何确定，代理诉求实现不了怎么办？ 　　李国庆：虽然都是经济大案或纠纷，但收费标准不同。因每个案子的情况各不相同，这要根据案情、标的额、复杂程度等，双方协商确定。一般前期费用较少，前期费用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