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刘三姐》“民族寓言”品质.doc

电影《刘三姐》“民族寓言”品质 　　[摘 要] 1960年的中国电影《刘三姐》是“第三世界文本”的文化表征。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它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对抗与解构西方的文化霸权，并以其独特的文化品质彰显出自身的艺术魅力。影片给我们营构了一个美丽和谐的民族审美意象，民歌艺术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发挥着强大的审美抵抗与审美修复的功能，而内涵丰富的“刘三姐”形象彰显出“东方情调”的永恒魅力。整部影片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景美、歌美、人美的艺术境界。 　　[关键词] 《刘三姐》；民族寓言；文化品质；东方情调 　　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说：“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性的扩张逐渐上升，经济体制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由此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对抗与文化对抗。……第三世界的一切文本都是必然的、寓言式的并呈现为非常特殊的方式：它们将作为民族寓言被阅读。”[1]创作于1960年的中国电影《刘三姐》是“第三世界文本”的文化表征，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它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对抗与解构西方的文化霸权，并以其独特的文化品质彰显出自身的艺术魅力。电影《刘三姐》给我们营构了一个美丽和谐民族审美意象，影片中的民歌艺术作为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集体表征发挥着强大的审美抵抗与审美修复的功能，而内涵丰富的“刘三姐”形象彰显出“东方情调”的永恒魅力。 　　一、美丽广西：民族审美意象的营构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受到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成为西方国家自身投射的“他者”的幻象空间，中国形象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他者”镜像。在大多数西方人的视域中，中国形象“可以是理想化的，表现欲望与向往、表现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的乌托邦；也可能是丑恶化的，表现恐惧与排斥、满足自我确认与自我巩固的需求的意识形态”[2]。也就是说，西方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识一直处于曲解与错位的领域中，中国形象时而被“浪漫化”时而被“妖魔化”。电影《刘三姐》是现实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的艺术化表现，它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中国，给我们营构了一个美丽和谐民族审美意象。整??影片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景美、歌美、人美的艺术境界。 　　美丽宜人的自然景观是电影《刘三姐》的一大亮点。影片取景于风景如画的桂林山水，给人以一种赏心悦目的舒畅之感。在影片中，青山、绿水、大榕树、竹筏、渔船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元素构成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自然美意境，使观众有一种身临其境流连忘返的感觉。优美的壮族民歌是电影《刘三姐》精心营构的第二大民族审美意象，民歌演唱一直贯穿于整部影片始终，在广西壮族民间有“饭养身，歌养心”之说，在电影《刘三姐》影片中，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往、人们内心喜怒哀乐的倾诉、对阶级压迫反抗、男女爱情的情感交流等都是通过民歌的独唱、对唱、合唱等形式来表达的，可以说，民歌是他们交往的工具、心声的表白、爱情生活的媒介、斗争的武器。在影片中，刘三姐不仅长相漂亮、心地善良，而且聪明勇敢富有智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真诚、质朴、和谐，即便是在展现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时也没出现血腥暴力的冲突，而是通过“对歌”方式来解决，富有诙谐戏剧的效果。学者胡谱忠说：“从文化生态的角度而言，中国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多为国家的地理边疆，这异域的风光与在主流文化中遭潜抑的异类文化想象一拍即合，具有一种出人意料的亲和性，从而使地理性的边疆成了文化的边疆。”[3]电影《刘三姐》将美丽的桂林山水、优美的民歌艺术和敦厚淳朴的壮族风土人情有机地融为一体，营构出了一个诗性的民族审美意象——“美丽广西”。 　　二、民歌艺术：审美抵抗与审美修复的文化表征 　　民歌是电影《刘三姐》艺术表现的重头戏。在电影《刘三姐》中的民歌艺术无论是从歌词的韵味上看还是从歌唱的艺术上看，都具有很强的审美功能。从歌词内涵上看，电影《刘三姐》歌词：“可以置于古代著名的乐府长歌之列而不逊色；如果分别开来吟咏，其中有些段落和诗句，也可以与古代优秀的绝句相媲美。”[4]如歌词“山顶有花山脚香，桥底有水桥面凉；心中有了不平事，山歌如火出胸膛；山歌又像泉水流，深山老林处处有……”“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见树缠藤，青藤要是不缠树，枉过一春又一春。竹子当收你不收，荀子当留你不留，绣球当捡你不捡，空留两手捡忧愁”等，这些歌词清新淡雅却寓意丰富，毫无雕琢的痕迹却句句妙语连珠。在歌唱艺术上，电影《刘三姐》通过“以歌代言”“以歌传情””的方式传达了广西壮族“民歌社会”中人们真切、自主、质朴、实在的情感，刻画了剧中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具有非常浓郁的民族民间气息。在近一个半小时的电影播放过程中，民歌艺术以独唱、对唱、齐唱等多种演唱形式贯穿其中。在电影《刘三姐》中，刘三姐在介绍自己身世和遭遇时，这样唱到：“不是仙家不是神，我是山中砍柴人。只因生来爱唱歌，四方漂流难安身。”“上山不怕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