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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白鹿原》保守主义嬗变 　　【摘要】 本文分析比较《白鹿原》从小说到电影的改动，通过具体的文本比较，它指出《白鹿原》电影版本是“后历史主义”的设计。电影并非一些学者认为的没有历史观，而是在对于“传统乡治”的乡愿与非历史的缅怀。这个过程实际上表明了中国文化界思潮新世纪后的进一步保守主义倾向。 　　【关键词】 《白鹿原》；保守主义；儒家传统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1993年陈忠实创作的《白鹿原》问世，引起震动，成为当年“陕军东征”的代表作，并于1997年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王全安历经几年筹拍的电影版《白鹿原》终于面世，但观众对其毁誉不一。理解电影和小说的差异，我们要注意到电影省略掉的是哪些人物，重点描写的又是哪些人物；而在后者中，又是哪些品质被凸显，哪些品质被去除。 　　最显眼的是小说里的朱先生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在影片里。这不难理解，导演或许也觉得他是一个符号化的“神人”。但这并不表示王全安不认同传统，而是他有“更大”的抱负，或更深远的历史观。与朱先生同时消失的两个较为重要人物是白灵和鹿兆海。在小说里，旧体制的垮台最终需要来自于体系内部的自觉的反叛者。因此小说中除了黑娃和田小娥以外，第三位反叛者始终自觉自立，她就是为白嘉轩所钟爱的女儿白灵。她是一位新“新女性”。她既有对情欲选择的自主性（五四文学的“新女性”主题），也有自己的生存能力和主见。她的反抗的最高境界是对不公正的社会秩序的反叛。她是白鹿精灵直接化为革命形象的体现，她想要将整个旧的白鹿原颠覆毁灭，创造一个新社会。小说以白灵因为信仰差异而舍弃国民党员鹿兆海、移情共产党员鹿兆鹏（两位都是鹿子霖的儿子）来显示对于共产党事业的承认。而对于国共相争，以黑娃抓了作为劣绅的总乡约田福贤、并且让人指正他贪污，而国民党县官为其开脱、释放，国共分裂后清党的疯狂屠杀，以及抓壮丁的残酷，来显示国民党的不义和残忍。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小说界定了现代中国宗族势力外的三股势力：以白灵、鹿兆鹏为代表的共产党势力， 以岳维山、田福贤为代表的国民党势力， 以黑娃、白狼为代表的土匪势力。但在小说里，国共合作与相争在这里并没有得到细致处理，反而像是儿女私事的背景。叙述者告诉我们，鹿兆鹏二十年亡命生涯使他坚定了革命的意志，从一个幼稚的青年历练成一位“稳重”的共产党员。但不像《青春之歌》，作者并没有描写他是如何成熟的，在很多场景里，他表现得并不成熟。全书中没有一位成熟的共产党员（即使有，他们也被“隐蔽”了，如作为地下党员最后牺牲的郝县长）。小说仅描写国共合作中，鹿兆鹏回到白鹿原发动“风搅雪”的运动，但运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的不成熟。他们似乎并没有真正发动起广大人民群众，而只是以类似流氓无产者、作为赌徒恶习不改、睡碗客媳妇被撤职的白兴儿，没有阶级意识的黑娃、田小娥之类的人物为对象，这些人物如何被发动、革命意识如何被培养与提高也没有展示（强调），革命运动的狭隘性凸显。这既显示了某种事实，也包含了某种遮蔽的叙述策略。比如，在反动派反攻倒算时，出现了英勇牺牲的贫农贺老六，但直到这时他才出现，而他在活动中如何活跃、为什么如此活跃则完全没有交代。 　　如果说陈忠实对于国共斗争，虽然略去了阶级斗争的实质的演绎，但还保留了的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那么电影则对此似乎毫不关心。它不但略去了一些次要人物，比如冷先生，而且它还略去了白灵，也就省去了对表现共产党“得民心得天下”的形象呈现。虽然它保留了鹿兆鹏，但在影片里显得笨拙、出现次数很少的他丝毫没有魅力，也几乎没有什么作为（除了作为小学教师、以及清党后落荒而逃）。它也省去了鹿家二儿子鹿兆海。在小说里，他是类型化的国民党军人，是白灵的初恋，两党分裂后参与抗日，之后又死于和红军的战斗。陈忠实以此反映他的去政治性的历史观（窝里斗）。同时，它还省去了小说里的国民党滋水县县委书记、“反动”官僚、其实也还谈不上穷凶极恶的岳维山。这些省略造成的对于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斗争的遮蔽效果显而易见。 　　另一方面，是谁被电影着力表现？在影片里，白嘉轩成为十全十美之人。如果说在小说里，陈忠实还不动声色地书写了他的“阴暗面”，比如白鹿原的欲望之风是由白嘉轩所带来：他明知自己所娶之妻仙草带回的鸦片是毒品， 却也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 种植了敲开并最终埋葬中国封建大门的鸦片。而鸦片使得那些曾为传统的“仁义”所抑制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欲望被激活：这表明传统价值观在新的商品世界面前无法维系。白嘉轩还借乡约和族长的权力把圣贤道德当成社会规范强行施加于族人的身上，并把族规的全文保存下来按贵贱等级来实施。而在电影里，前者消失得无影无踪，后者则表现他的正直和乡约的“有效”（影片一开始就是他带领乡亲朗诵的场景大特写）。他善良、忠厚，显示出是传统的开明乡绅，在乱世中把持祖业，保佑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