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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体制改革下加强明星个税管理思考 　　[摘要]近年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步伐明显加快，文化体制的改革作为创新社会管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加强明星等高收入者的个税监管问题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对其采取切实的措施已成为全国税收征管工作的重点之一。虽然国家不断加大对个税征管方式的改革，并出台了相关的规定，但是明星纳税问题依然受到社会诟病。在创新社会管理的工作要求以及“文化强国”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加强对明星的个税监管就是值得深入关注、研究的社会焦点之一。 　　文化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各类明星的艺术创作与积极参与。在明星辈出的时代，高收入已成为明星们的共同特点，如何加强对高收入明星的个税监管，也成为国家税务机关多年来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然而，虽然国家不断在加大对个税征管方式的改革，也出台了相关规定，但明星纳税问题依然反复受到社会诟病，明星要求税后付酬也已成为演艺行业的不成文习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已被确定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中心内容。而社会管理创新作为2009年底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所强调的“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成为摆在实务界和理论界面前的共同课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加强明星个税监管，化解社会分配之间产生的社会矛盾，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理论研究的一个焦点。本文着重就此问题谈些自己的看法。 　　一、明星个税受关注的缘由分析 　　追根溯源，这一问题与明星所处的税收法制环境变迁密切相关。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当一批表演艺术家华丽转身为明星之后，一个个明星便迅速步入大众视野，开始尽情享受鲜花、掌声、金钱和荣誉。从“文化市场”到“文化产业”，再从“文化产业”到“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不同概念的出现，彰显了我们国家在过去三十年发展当中，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日趋深刻。这些年来，不但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出乎人们的意料，而且科技对文化产业的影响也同样出乎人们的意料。如今，我们已经身处在一个明星辈出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造星时代里，明星一次演出的收入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公众的年收入，明星的个税问题顺理成章地引起了社会公众关注，并开始不断触动人们敏感的税收神经。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制定于1980年，出台的目的在于，在对外开放后的国际经济交往中合理地实施中国的税收管辖权，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体现社会公平。截止目前，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个人所得税法》业已修改过六次。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随着住房市场化改革和教育产业化的不断推进，居民生活费用支出日渐上涨，个人所得税的税负压力日趋增大。为了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公平税收负担，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先后在2005年、2007年和2011年修改了四次，其中工薪所得税的起征点，从最初的每月800元被一提再提，达到了目前每月3500元的标准。从最初个税与普通公众无缘，到个税成为普通公众的日常负担，个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深。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分配格局的失衡，导致人们对明星等高收入群体的个税调节给予了厚望。人们希望个税能对高收入者阶层适当增加税负，对普通劳动者适当降低税负，通过有增有减的改革，加大对高收入者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缩小社会分配差距。这不仅仅是普通民众的期望，也是整个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减少社会分配差距，就是减少了社会矛盾发生的可能性、对社会的稳定和民众幸福指数的提高都有着现实的意义。 　　二、明星要求税后付酬合法性探讨 　　无论是电影公司、文化演出公司还是电台、电视台，抑或是寻求明星代言的各个厂家，在明星要求税后付酬的问题上，长期以来均有所怨言。在他们看来，明星纳税意识是提高了，但明星要求旱涝保收，其结果是明星通过税后付酬，顺势把税收成本转嫁了过来。在制作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某些降低成本的做法，可能使其成为明星偷逃税的替罪羊。那么，明星要求税后付酬是否合法呢？ 　　笔者认为，税后付酬的出现，与明星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高收入不无关系、与明星的市场供给稀缺不无关系、与经纪公司的业绩考核不无关系、与制作方的恶性竞争不无关系。更重要的是，其与个税传统的代扣代缴征管方式同样不无关系。竞争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规律，在市场竞争中，身价成为衡量明星知名度的一个重要标准。明星身价的涨跌，事关明星及其经纪公司在激烈市场竞争中能否胜出，事关明星自己能否保持住足够的人气。明星身价是否高得离谱，明星们自己并不在意。真正在意的是演出单位，是制作方，是广大的社会公众。对于社会公众而言，明星的高身价势必挤压其他成本，从而可能影响影视作品的质量。同时，明星的社会示范效应也不可低估，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