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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绅古代中国稳定器 　　乡绅不是恶霸 　　说起乡绅，我们常常会联想到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上世纪60年代，有一部文献纪录片叫做《收租院》，讲述了四川乡绅地主刘文采盘剥压迫当地农民的故事，刘文采也因此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乡绅地主阶级恶势力的代表，为后人唾骂。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传统文人也经常将古代乡绅塑造成道德品质恶劣的负面形象，例如，在《儒林外史》一书中，作者吴敬梓刻画了张静斋这一人物形象。在范进中举前，张乡绅对范进一向“有失亲近”，但是当他听说范进中举之后，当天就来拉拢范进，与范进称兄道弟，并且还赠送银两、房子，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拉拢范进宗师周学道和汤县令，在小说中，张乡绅势力、奸猾的丑恶嘴脸被刻画的淋漓尽致。 　　但这些描述过于夸大了乡绅阶层的负面因素。其实，乡绅阶层在中国传统社会曾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有阶层。他们当中有的曾经为官一方，退休在家后仍具威望；有的则属于候补官僚，有朝一日可能会走上仕途，为朝廷效命。因此，乡绅阶层是中国广大农村的实力派，在乡里被誉为“四民之首”，扮演着县级政府和平民百姓之间的“官民中介”的角色。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在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交流不发达的情况下，封建王权对基层的统治显得力不从心。古代政区的设置只到县一级，县令只要保境安民，替朝廷如数收税就行了，至于县以下的乡村，基本处于自治状态，老百姓自己安排生产、生活，自己解决大部分邻里纠纷。这样的自治就是通过乡绅和宗族来实现的。 　　乡村的管理者与服务者 　　乡绅阶层在中国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由隋唐以来的科举文化所孕育出的一个独特社会阶层。隋唐以前的中国基层社会由豪强地主、门阀士族统治，隋唐之后，科举考试制度渐渐改变了社会结构，中下阶层涌现了一大批拥有功名的读书人。读书人越来越多，但官职毕竟是有限的，这就导致了一大批拥有功名的读书人不能入仕，但这些人由于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即使无官无职，在自己的家乡也拥有较高的权威，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且官府对这些人也有特殊的礼遇，拥有功名的读书人可以免除徭役和部分赋税，如果涉及到法律诉讼，他们在公堂上可以免除跪拜之礼，如果与没有功名的平民百姓发生民事纠纷，他们还会受到政府法令的保护。 　　这些没有入仕的读书人，与当地赋闲居乡的退休官僚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乡绅阶层。这个阶层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鼎盛，在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发挥着实际管理者的作用。 　　在广大的农村，由于用于公共福利的政府资金有限，州县官必须依靠乡绅的支持。大多数乡绅地主都热衷于投身地方公益事业，经常出资兴修水利、架桥铺路，为乡村平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每逢自然灾害，他们还在当地从事慈善事业，救灾赈灾，出钱捐资、献物，解决穷苦人家的燃眉之急。 　　乡绅在文化教育建设上也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有的乡绅直接做塾师，如清朝直隶清苑的举人王锡三就是一个颇有势力的塾师。有的乡绅重视私塾的建设，江西省万宰县的辛氏家族在明清两朝数百年间持续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他们早在明嘉靖年间就创办了颇为有名的私塾――绿筠书屋，授徒讲学，为当地培养了不少人才，到了清朝乾隆五十二年，辛氏宗族又创立了一所万载县颇为有名的私塾――南坡义塾。在兴办教育事业的过程中，“礼”的价值和观念得到尊重和推广，乡绅阶层也在伦理道德上控制了社会舆论。 　　此外，乡绅阶层还负责日常的乡村宗族事务，如组织宗族祭祀、制定族规等。乡里之间的民事纠纷也通常由当地乡绅负责处理调解，他们依据儒家的纲常伦理来排解民事纠纷，维护社会治安。 　　乡村社会的稳定力量 　　乡绅介于官与民之间，还能处理政府和百姓之间的摩擦，是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润滑剂。清末时，华北泥井镇屠户拒绝交税，并组织起来罢市，导致集市上无肉可买。最后由当地乡绅出面沟通，促成官府与屠户达成协议。乡绅久居乡里，与当地百姓有着很多共同的利益，因此他们还常常作为地方利益保护人的身份出现，与官府斗争。如抵制官府对乡里随意征收赋税等经济盘剥、抗议地方官不恤民情等，乾隆年间乡绅郎秀才率民冲击漠视乡里灾情的县官即是一例。 　　而在动乱时期，地方乡绅名流还承担组织地方民兵保卫地方安全的任务，为国家安全稳定做出贡献。作为一个特权阶层，地方乡绅渴望维持现状，抵制任何可能危害既定社会秩序的力量，因此他们对地方防务特别积极。历史上明末乡绅为抗击满洲入侵曾组织激烈的地方自卫。清朝尤其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由于清朝绿林军的崩溃，清政府鼓励绅士组建民团。 　　晚晴时期，地方起义不断，太平天国运动给清王朝带来猛烈的冲击，清王朝忙于中央政权的保卫，根本无力顾及地方的防务。在被战事波及的州县，地方政府失去了朝廷的支持，无力、无钱、无兵来为当地百姓提供保护。在这种情形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