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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性别歧视文化机制分析 　　摘 要： 本文尝试用性别分析的工具， 从文化的视角把身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巨大变迁中的弱势群体女性作为研究对象。指出就业中存在性别不平等状况， 揭露了性别不平等背后的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 分析了社会制度和结构中造成和影响性别不平等的文化机制， 认为经济转轨时期社会文化的堕距是女性就业性别歧视的根源， 提出构建先进的性别文化对解决性别歧视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就业性别歧视； 文化机制； 先进性别文化 　　中图分类号：F247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2）03-057-06 　　分析妇女就业中的性别歧视，首先必须明确性别歧视的基本内涵和界定。1979年联合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认为，所谓/性别歧视“就是/基于性别所作的任何区分、排斥或限制，其结果和目的是损害或否认妇女（无论婚否）在男女平等基础上，认识、享??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它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1] 　　这是关于性别歧视的权威定义，它高度概括地阐明了性别歧视的基本含义。就业性别歧视问题在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存在，我国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这场深入到制度与结构层面的社会变革对中国女性的就业状况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由于企业拥有用工自主权、女性“性别亏损”、社会文化的传统性别观念以及法律法规的不完善等原因，就业过程中女性遭受性别歧视现象屡见不鲜，导致女性就业存在以下主要问题：女性就业难；女性就业质量差；从总量上讲，女性失业人数比重较大；再就业困难；女性劳动权益问题凸显。本文从文化的视角对就业过程中的性别歧视问题做出分析和探讨，希望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能提供借鉴，对于消除就业性别歧视能起到促进作用。 　　二、一个文化的分析视角 　　（一）性别分工的社会文化运行机制 　　社会性别理论认为，女人能力低于或劣于男人不是先天原因，而是后天环境造成的。女人与男人的差距是社会习俗束缚的结果，是社会文化强加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女权主义作家波伏娃提出了“女人是被塑造的”观点，论证了男女性别的分工和差异是由社会文化建构的，是在男性优位的社会建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精神分析学家R.J.Stoller和性学家J.Money的“性认知障碍”的研究成果，从根本上推翻了长期以来占主流地位的性别生物决定论的假说，为性别是社会文化建构的观点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按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女性承担大部分家务劳动，女性实际劳动时间（职业劳动+家务劳动）高于男性，闲暇时间少于男性。《第二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报告》数据显示：85%以上的家庭做饭、洗碗、洗衣、打扫卫生等日常家务劳动主要由妇女承担，女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达4.01小时，比男性多2.7小时。[2] 　　这样的生活运行模式不仅使女性难以有更多的时间不断充实和提高自身素质，亦使她们对职业的投入不足和自我期许降低。这种性别的社会角色削弱了女性在就业竞争中的能力。那么，这种传统的性别分工机制如何运行呢？当体力成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时，男性在物质生产领域独占鳌头，经济上的支配地位使父权制成为统治社会的主要制度，男性占据主导地位、女性沦为男性的附属品。汉代即有民谚云：“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3] 　　在靠天和人力吃饭的农业社会中，男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他们被看作是社会或家庭的栋梁，女性被认为只能生儿育女、操持家务。重男轻女思想由此而生，父权制成为社会的主要制度。父权制强调男性与生俱来就具有支配性和独立性，富有攻击性，而女性则与生俱来就是温柔的、顺从的、情感依赖的。这种传统的性别分工制度规定公共领域只能由男性管理，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和摆设，该制度在儒家文化中表现最为严格，男尊女卑是我国传统性别文化的核心观念。《诗经》所记载的民歌中，“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4]即男女从降生之时，便有床（贵）与地（贱）之分，璋与瓦之别。男孩一降生，其角色就被定位于养家糊口、拥有决定权、处于支配地位、获取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名誉声望，女孩被定位于关怀和照顾老人孩子、以家庭为重心、处于辅佐和服从地位的角色。这一分工制度造就了男性对权势、声望和财富的崇拜，也造就了女性与公共领域的隔绝，机械延续着女儿、妻子、母亲的家庭角色。这一方面使男性拥有更多的权力、财富和更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女性只能从男性手中获取权力、财富和地位，形成/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格局，女性不得不把自己的职分降到次要的从属的角色，[1]这种性别分工制度使现代的核心家庭“以父母地位不对称”为特征，即男性在家庭中占主导地位，而女性的劳动价值不受重视。在男孩和女孩形成身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