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秦简《为狱等状四种》卷册一编联.docVIP

岳麓秦简《为狱等状四种》卷册一编联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为狱等状四种》的竹简背面上有两种现象：一、用刻刀或者墨笔划出的简背划线；二、简背反印字迹。以《状四种》卷册一为例，将论证对此两种现象的分析如何为复原卷册简序提供重要线索。竹简背面的分析不仅可以适用于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竹简，而且也适用于来历不清的竹简。因为后者缺少在出土地点原来位置的信息，所以这两种简背现象的分析对复原后者简序更加有用。 　　[关键词]岳麓书院藏秦简；《为狱等状四种》；简背划线；简背反印字迹；复原卷轴 　　[中图分类号]K87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3）03―0020―06 　　一导言 　　岳麓书院藏秦简中有一个诉讼案例集，整理小组将其命名为《为狱等状四种》（下文简称为《状四种》）。其内容与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的《奏谳书》相似，但从《状四种》简材料、尺寸及书体的不同可见《状四种》与《奏谳书》的差别：它不是仅由一个卷册组成，而是起初就应具有四个独立的卷册。朱汉民，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前言。 　　由于和其它出土的大部分战国、秦汉时期的竹、木简一样，《状四种》的原始编绳已经脱落、朽烂。再加上岳麓书院藏秦简不是经科学考古发掘出土，而是从香港古玩市场购买的，所以要研究卷册的编联情况就更为困难了。虽然《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一书中发表了岳麓秦简入藏时竹、木简位置的照片与示意图，但是这些数据不能提供简在出土环境下原始位置的信息。《状四种》由于缺乏考古发掘，所以复原其卷轴原貌只能依据各支简的形制以及简文内容。学者一般先通过形制分析把竹简分组，然后按照简文内容复原每组简的简序。 　　本文将讨论竹简背面上的两种现象，即简背划线和简背反印字迹。《岳麓书院藏秦简（叁）》的整理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反印文”。它们可以为复原简序提供重要线索。由于这两种现象都出现在《状四种》卷册一（即《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中“第一类”）的简背上，所以本文将以此为例来说明它们对复原简序的重要性。 　　（一）简背划线 　　从几个方面来看，《状四种》卷册一有其独特之处。第一，卷册一总共有160个被编号的竹简（也包括残简），是岳麓秦简《状四种》中简数最多的卷册。同上。本文通过分析计算而复原得出的简数是146支简（见下文），跟整理者的意见（148支简）略有差异。第二，尽管该卷册某些简似乎已经遗失，但是缺简数量并不多，因此它的保存状态相对比其它三个卷册要好。第三，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几乎在每支简的简背上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由左上至右下斜划出的简背划线（见图1）。整理者认为《状四种》卷?一的简背划线是用刀刻划出来的。但从图版照片来看，划线似乎是墨笔划出的。 　　尽管目前仅有少数学者对简背划线予以关注，但是这一现象其实很早就被提到过。据我所知，学界首次提及简背划线是在22年前。在1991年出版的《包山楚简》一书中，整理者在概述部分提到：“有少量竹简背面有刻刀划出的斜线，或墨笔划出的墨线，相邻的简有的可据此依次相接，有的则互不相关。这两种线道可能是在编联之前做的某种记号”。湖北省?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4页。但是在这里，包山楚简的整理者对简背划线只是附带地提及。在1991年到2011年间，学界只是偶尔提及简背划线，并未对此予以重视。其中的原因应该是，竹简的整理者极少拍摄和发表简背照片，除非简背有文字记录。 　　2010年年底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和2011年年初出版的《岳麓书院藏秦简（壹）》，改变了这种状况。这两批简的整理者均发表了所有简的正面和背面的照片。但是，整理者也没有具体讨论简背划线。第一个提简背划线与竹简编联密切关系的是孙沛阳先生。孙沛阳《简?背划线初探》，《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2011年第4期，449页。复旦大学的一些学者在2011年1月联合发表文章，根据简背划线纠正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简《程寤》篇的竹简排序，并且提到了孙沛阳对简背划线的研究。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清华简〈程寤〉简序调整一则》，简帛网，2011年1月5日（http：///SrcShow.asp？Src_ID=1343）。这之后李天虹女士在她写于2011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详细地谈到了简背划线。她认为这些划线应该是某种记号，并推测简背划线是在制作和准备竹简的过程中形成的，研究这些划线可能有助于确定哪些竹简是取自同一竹材的。李天虹《湖北出土楚简〈五种〉格式初析》，《江汉考古》2011年第4期，103-104页。但是，在文章的补记中她还提到，划线可能也与竹简编联有关系。李天虹《湖北出土楚简〈五种〉格式初析》，《江汉考古》2011年第4期，105页。原因是她之后读到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