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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重新找回医生尊严” 　　2012年底，医生张强辞职了。得知此事时，若干个同行都说要请张强吃饭。离开体制内的医院，去外资医疗机构行医，很多人觉得风险太大。但似乎又充满了巨大的诱惑─更自由、更舒适的工作环境、更高的收入，这越发让同行好奇背后蕴藏着的秘密。 　　这一年，张强已经47岁，从医20年，血管外科领域的专家。辞职前是上海东方医院的血管外科主任。白面、谦和、见人常常笑，自称Dr. Smile。2012年12月的一天，他发了条微博，宣布了他的即将离开─“2013年我将离开体制执业，为中国善良优秀的医生们寻找一条新路─放弃事业单位的编制，放弃约40万的合法年收入，离开已经建立了深厚感情的团队和同事，经受传统偏见带来的市场和行业挑战……这是重新探索自我之旅。”一天之内，这条微博被转了2000多次。 　　张强去了上海沃德医疗中心（WorldPath International），一家中美合作的医疗机构。但他并不是被雇佣，而是成为签约医生，开始了他的自由执业生涯。 　　张强并不是最早作出这种尝试的医生。2011年，上海放开了“多点执业”政策，允许一个医生和3家医院签约，鼓励医务人员去公立医院之外的社区和民营医院行医。但是，中国的医生都在编制内，作为第一执业点的公立医院如果不同意，无法注册第二执业点。这样，民营医疗机构无法共享人才资源，因而多点执业形同一纸空文。所以，随着北京、上海、深圳政策的放开，逐渐有医生离开旧的体制，开始各种尝试。2012年7月，32岁的北京协和医院肾内科主治医师朱岩找了笔天使投资和另外几个年轻医生南下深圳创业，联合创办了卓正医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日前，卓正医疗旗下的3家诊所正式营业，第4家诊所处在筹备中，预计2013年内形成5家诊所的规模。2012年9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心血管名医生胡大一加盟外资医院和睦家，成为医生中的轰动性新闻。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说那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中国名医通过流动开始真正体现自我价值”。张强也是这一轮浪潮中的一员。 　　张强与沃德达成协议，其业务将不受雇主干涉，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私家医生”。在沃德的第一个月，一切都很顺利。医院为张强拟定的门诊费用为1600元，而张强主动把费用降到 500元。 　　门诊全部预约，每个上午张强只看8个病人，病人的B超都是他亲自做，和病人交流的时间都很充分，“现在终于有时间慢慢和病人说话了。”病人抽血、检查也都不用预约，检查报告都能在网络上查询到。他出诊的费用，也从原来东方医院特需门诊的300元调整成500元。他一度担忧过门诊人数不足。但患者在微博、好大夫网站上知道了消息，跟了过来。现在张强觉得，医生就该如此。反而无法想像再回到两个医生坐在一个屋子里，一上午看几十个门诊的日子了。要说变化，开诊以来，他觉得最大的压力居然是“护士们的英文都太棒了！ 而我却带着浓厚的温州腔”。 　　世代流传的出诊箱 　　张强是温州瑞安人，祖父张泽夫是瑞安有名的中医，外公外婆也是瑞安有名的西医。儿时张强在家里玩，发现了一个小的出诊箱，那是外公留下的，妈妈说如果将来他做了医生，出诊时可以用。但在张强出生的上个世纪60年代，自由执业的医生已经消失了，提着出诊箱去患者家里看病只是长辈们口里偶尔讲起的故事。 　　张强脾气好，长的白净，读中学老师就说他将来该去作医生。他也受了家庭的影响。外婆去给人家包扎，他也会跟着看热闹。一件偶然的事，也让他对医学发生浓厚的兴趣。一次，张强的大腿忽然起了疹子，很痒。母亲给他涂了当时十分流行的药膏“肤轻松”，反而加重了病情。他自己去翻家里的《大众医学》，看到了一篇文章讲股癣，症状跟他的病一模一样。股癣是一种真菌感染，肤轻松里面有种激素，擦上去以后局部抵抗力下降，那种真菌就长的更快，涂到哪里长到哪里。张强记下了文章中写的抗真菌的药，自己跑到卫生院让医生给开了那种药，涂了就好了。从那开始，张强觉得医学太神奇了。后来祖母和姑妈都因尿毒症去世，姑妈对他说：“我希望你去读医，如果家里有个人当医生的话，可能我这个病会很早发现，可能就有办法治疗。”说完这句话，姑妈就去世了，这对张强刺激非常大。 　　张强医科大学毕业时，正值九十年代初期，人们对“钱”逐渐有了感觉，在继续学业还是出去赚钱上，他挣扎过，还是选择了去上海继续读书。医生当起来并不轻松，甚至有点危险。当时的医疗设备、防护措施都还很差。他那时在医院里给病人作造影，因为长期暴露在机器射线中，血小板跌到6万多，总流鼻血。医生的薪水、生活水平也都不高，张强的导师孙建民是上海非常出名的血管专家，一家人依然住在非常小的房子里，洗手间都要跟别人共用。于是，张强作了第一次别人看来很冒险的决定─去能给医生提供更好待遇的杭州邵逸夫医院。 　　最大的创新是紧追美国技术与思想 　　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