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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美术体制与写实意识萌芽 　　摘要：清末民初，中国美术发生了意义和形式的转型。中国现代美术的画家创作与观众接受、美术形态及写实审美意识的转变都仰仗于美术体制的建立和推动，美术体制对写实审美意识的形成既有积极的引导作用，也有规约和限制作用。本文就20世纪初写实意识在体制中的萌芽展开讨论，从科举考试的废除与新式美术教育的创建、画家身份的转变与社团组织的设立、大众媒介的兴起与传播方式的改变等方面对写实意识在中国的产生进行历史还原。 　　关键词：美术体制；写实意识；审美 　　中图分类号：J201文献标识码：A 　　清末民初，中国美术发生了意义和形式的转型。西方美术体系中的写实审美眼光颠覆了几千年的书画正统地位，成为了20世纪大多数艺术家的选择。中国美术自晚清以来，为了让美术能够与社会发生关系，并参与到现代文化的建构中来，不断地寻求和建立一套能够在社会中积极发挥和实现美术价值的体制和规则。中国现代美术所具有的美术人才教育体制、报纸杂志传播体制、美术社团体制，都构成了美术体制的重要内容，美术体制的引导和制约使中国美术超越了文人画中个人心灵的想象和独白，走向生活化和社会化的价值取向，形成了现实化、生活化、大众化的写实新传统。 　　西方的写实绘画早在明万历年间就被用于传教的宣传品引入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提到，广东的肇庆总督在检点耶稣会士罗明坚等人携带的物品时“发现有一些笔致精细的彩绘圣像画”①。明末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卷四中就有关于耶稣画像的记载：“望之如塑、貌三十许人。左手把浑天图，右叉指，若方论说状，指所说者。须眉，竖者如怒，扬者如喜；耳隆其轮，鼻隆其准，目容如瞩，口容有声。中国画缋事所不及。”②到了清康熙至乾隆时期，擅长绘画的以郎世宁、潘庭章、王致诚、艾启蒙等为代表的一批外国传教士画家纷纷进入宫廷供职作画，成为中国宫廷画家。在民间，广东外销画的繁荣与上海土山湾画馆的设立，也形成了西画东渐的高潮。广东的外销画一反宫廷和宗教气息，带有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在文人画一统画坛之时，开辟了新的绘画路径。虽然，西方的写实画法曾一度引起中国普通民众的惊讶和宫廷贵族的好奇，但由于缺少具体的社会力量和制度力量的支撑，明清早期的“写实”意识除了在传教士活动下不经意地得到成长以外，并没能在社会上产生大规模的反响，只是为日后西洋画的正式引进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 　　1902年，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文化的关注开始由物质转向精神领域。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本土工商业的结合在上海、广州等新兴城市构建出了一个具有现代公共空间的城市文化。都市优越的条件、开放的氛围和市民阶层的壮大，给新的美术体制的建立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可能性，营造出了学校、社团、画廊、出版社等传统社会中没有的公共空间，这些新型机构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社会中艺术的生产和流通模式，来自于教育、社团和传播体制的力量重构、规范和引导着画家和观众的审美趣味，产生了占据整个20世纪主流地位的“写实”主义美术思潮的萌芽。 　　1905年9月，清廷明令废科举，兴学堂，仿外国学制，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意味着一套外在规章制度和组织体系的确立，还意味着绘画不再是少数阶级闲暇时的赏玩之物，而成为了一门现代知识学科。1904年颁布并普遍实行的“癸卯学制”对大、中、小学堂以及师范学堂的图画教育的内容都进行了明文规定，并开始在师范类学堂中开设图画手工科，着手培养具备西方美术知识的第一代图画教师。在南京两江师范学堂首开图画手工科后，到1927年止，开设图画手工科的师范院校共有十三所之多③。此外，从民初至新中国成立，全国各地还有各级各类私立专门美术学校及美术补习班近50所。④如此众多数量学校的存在，客观上构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教育体系，为新一代美术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体制上的保证。 　　新学堂教育的惊人发展，带动了图画教育在大、中、小学堂的普及。最初的图画教育以透视法、制图法、用器画为起点，其教学目的是为了“以备他日绘画地图、机器图，及讲求各项实业之初基。”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学生吴梦非对当时的图画教育状况进行了简短的概括：“……我受中等教育（1912-1915年）是在浙江两级师范的图画手工科……（教师吉加江宗二）教我们的方法和小学里差不多，也是注重临摹，不过他的绘画技术比较高明，他用的教材常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笔画范本》，间或也用《水彩画范本》。” 从吴梦非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清末兴起的图画教育主要是以临摹为主，使用的教材多为范本和画贴，这类范本、画贴的内容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山水花鸟，而是西方的几何体和石膏像，此外在西画过程中，教师还必须兼讲透视、明暗等方法，种种新的迹象均显露出与传统绘画艺术完全不同的特征。虽然说这段时间对于西画的学习还停留在初级的照本临摹阶段，教师的教学内容也集中在对学生绘画技能的培养上，但其教学内容已经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