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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词人“词心”论 　　摘 要： 晚清词学理论达到了中国传统词学理论的高峰，晚清词人对前人的词作进行批评，或表达其词学思想，词心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并成为词学理论重要组成部分。词作离不开词心，只有作者从心出发，融入自己真实的感受，才能创作出引起读者共鸣的优秀作品。本文分别论述了冯煦和况周颐关于词心的观点，以及词心与文心、赋心和诗心的联系与区别。 　　关键词： 晚清 词学理论 词心 况周颐 　　品评词，离不开词心，而词心是晚清词论家提出的一个新词学范畴，虽首次出现，却揭示了历代词人在创作时独特的心理状态。而且词心并非是词人主观臆造出来的。词人们通过比较赋心、文心、诗心，随后提出了词心这个词学范畴。词心的成熟就在于它具有词的美学特征，并且注重对词人内心的探究。简单来说，词心就是词人创作时的一种心理状态，通过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集中体现人类心灵世界那些最敏感、最柔美、最朦胧的情感部分，使天地间最真实的情感通过词人的酝酿幻化而出。词的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之感便来源于词心。 　　一、冯煦词心观——得之于内 　　“词心”首见于晚清词学家冯煦的《蒿庵论词》，记之云：“昔张天如论相如之赋云：‘他人之赋，赋才也，长卿，赋心也。’予于少游之词亦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虽子瞻之明隽，耆卿之幽秀，犹若有瞠乎后者，况其下邪。”[1]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少游词具有极高的评价。司马相如提出“赋迹”和“赋心”这两个文学理论范畴的问题，认为“赋迹”是赋体特有的表现形式，而“赋心”则是赋者在创作时的内心精神状态。当司马相如提出“赋心”之后，虽在理论上总结了汉大赋，提出了作赋的准则，但是后期汉大赋的作者大多是沿袭极尽夸饰的风格进行创作，这也导致了汉大赋受人诟病。 　　冯煦受张天论司马相如之赋的启发，由“赋心”演绎到“词心”，从而提出“词心”一说。他认为少游本是“绝尘之才”，但无奈仕途坎坷，遭受贬谪。他不像苏轼那样有着超脱的心境，能够不以为意，少游的心理承受能力不是很强，内心无法承受如此曲折的经历，但又是由于他的才情卓越、心思细腻和心理承受能力不足这一瑕疵，才有了不同于常人的作品，使他的词既保留主流的洒脱闲雅之意，又另辟空悠隽永之蒙，让人读后感概万千。 　　冯煦评论少游之词：“少游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悄悄乎得小雅之遗。后主而后，一人而已。”[2]少游以情入词，与雅正有异曲同工之处，并带有自己的发挥和感慨，除南唐后主李煜之外，仅此他一人而已。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冯煦对少游词的赞赏。 　　少游的这种真情实意是“得之与内，不可以传”的。他所体现的词心已经超越了他人的词才。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表明了他对秦观词的认同。 　　虽然陈廷焯说：“少游满庭芳诸阕，大半被放后作，恋恋故国，不胜热中，其用心不逮东坡之忠厚。”[3]由于少游被流放，词中寄托自己仕途不顺的感怀。《满庭芳》虽然出色，但此时少游处于被放逐途中，心思难以集中，基调又过于低沉，因而其词心难以和东坡的词心相媲美，但是他仍然赞同冯煦的观点。在《白雨斋词话》中引用乔笙的话：“乔笙巢云：‘少游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诽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又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虽子瞻之明俊，耆卿之幽秀，犹若有瞠乎后者，况其下耶？’此与庄中白之言颇相合，淮海何幸，有此知己。”[4]卷八又云：“少游则义蕴言中，韵流弦外，得其貌者，如鼷鼠之饮河，以为果腹矣，而不知沧海之外，更有河源也。乔笙巢谓：‘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可谓卓识。”[5]在一部词论中，陈廷焯两次赞同乔笙的观点，夸赞少游词“义蕴言中，韵流弦外”，言尽而意无穷，真可谓“少游，词心也”。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6]心是统领全身脏腑、器官、脉络等生理活动和意识、思维等精神活动。心既是主宰人体生理活动的广义之神，又是支配人脑思维活动的狭义之神。以“词心”论少游之词，即体现出其词蕴含无限的生命能量，虽然东坡之词明隽，耆卿之词幽秀，但始终不及少游之词的这种由内而外的真情。由此可以总结出冯煦“词心”说的主要内涵是：得知于内又一往情深。 　　冯煦虽首创“词心”这一范畴，但是未加以详细阐述，只是用以分析词作，故有一定的局限性。直到况周颐的“词心”说出现，才在真正意义上诠释了“词心”这一理论范畴。 　　二、况氏词心观——万不得已之心 　　作为晚清四大家之中唯一的一位理论家，况周颐丰富了这一范畴，并且使之达到了顶峰。在学词、治词的过程中，他受到黄苏、王拯、端木埰、王鹏运和朱祖谋的影响，因而他的词学带有常州词派的色彩，体现出常州词派的后期发展趋势。常州词派提倡“比兴寄托”，词作能够反映社会现实，发挥其社会作用。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