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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传播状态及公共知识分子作用 　　20世纪以前，以新式报刊为代表的大众传媒虽有所发展，但就中国社会而言，信息传递仍以人际传播为主。而晚清最后十余年，在公共知识分子引导下，社会信息系统实现了结构性与全局性的变迁——从人际传播为主逐渐过渡到群体传播、大众传播为主的新的信息传播形态。本文拟对晚清公共知识分子在传播中的作用进行分析，以展现这一时期社会信息系统的衍化及其影响。 　　一 　　近年来，学界多用公共领域理论分析和解释社会现象，包括中国近代史研究。这表明，公共领域已从一个特殊的经验范畴演化为一个拥有广泛解释力的理论模式。公共领域的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而20世纪之交的晚清提供了满足这一状态的契机。如清政府鞭长莫及的“法外之地”——租界，风起云涌的各种学会及其报刊，各种公共场所集议所形成的社会舆论氛围，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从而为知识分子晋身提供途径等，都属于“公共领域里推动的一次又一次启蒙宣传热潮，使千百年来几乎与时政无缘的下层民众焕发出空前高涨的政治热情”。①特别是，“以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主持《时务报》开始，随着各种具有时论功能的报纸、杂志以及知识分子社团、沙龙的涌现，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有过一个类似欧洲那样的生产公共舆论的公共领域”。② 　　随着报刊、学会、社团等公共领域的显现，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形态在20世纪初逐渐瓦解，传统士大夫走出书斋，开始积极参与公共议题，投身社会思想的重构。其间，随着中国社会逐渐转型，他们意识中对未来国家与社会的想象，也从“天下意识”与“朝贡体系”转向现代民族国家，并透射于新兴的报刊等印刷媒体。借用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里的阐发：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在兴起之前都有一个想象的过程，这个想象的过程也就是一种公开化、社群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晚清中国主要依赖两种媒体，一是小说，一是报纸。晚清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正是依仗这种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借助新兴的印刷媒体形成公共舆论，从而对国家政治与现代化意识形态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二 　　依据空间概念，可将晚???公共知识分子分为两类：其一，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为代表的“第一流人物”；其二，以李伯元、吴趼人、孙玉声③等为代表的，以反讽、隐喻的方式讥讽时事的“边缘”人。前者在新闻史上赫赫有名，他们在报端激烈争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通过印刷媒体、政治集会以及全国通电等，形成蔚为壮观的公共舆论，“我们甚至可以说晚清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同时在缔造两样东西：公共领域和民族国家”。④然而，这些人终究是凤毛麟角，而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属于所谓“半吊子文人”，他们从新文化、新思潮中移花接木，迅速营造一系列新意向。他们对晚清民族国家的想象，固然不能跟梁启超式的精英相提并论，然而，正如李欧梵所言，恰恰是这些不受重视的半吊子文人完成了晚清现代性的初步想象。 　　事实上，有别于精英知识分子宏篇傥论式的政论文章，大多数民众更多关注的还是这些半吊子文人，他们的“滑稽之文”悄然开拓了有别于精英人士的隐喻式批判空间，所谓“假文字之力挽颓靡之时局”。“这种论述方式，事实上已经在开创一种新的社会空间，而从这种新的空间基础上建立‘新民’和国家的思想”。⑤像李伯元这样的边缘公共知识分子，一方面以旁敲侧击的方式对时政风尚展开批评，一方面也借游戏和幻想的文体参与梁启超精英式的“新中国”想象，亦即一个新的民族群体想象。他们自安于社会边缘，以精英、主流不屑的方式参与政治，影响公共舆论，而正是这些边缘的公共知识分子，让更多的人理解了精英知识分子曲高和寡的思想。 　　三 　　举例来说，甲午战争后，人们日益发现“学者不在斗室蓬庐，而在梯山航海”，所谓“尽吾力，竭吾能，焦吾唇，敝吾舌，洒吾血泪，拼吾头颅，以唤醒国民也”。⑥然而，作为晚清公共领域最为典型的代表，“第一流人物”所能启发与警醒的国人主要还是士绅等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而这些言论在文化水准普遍较低的民众中所起的作用其实微乎其微。对此，《万国公报》提供的一组数据耐人寻味： 　　四万万人中，其能识字者，殆不满五千万人也。此五千万人中，其能通文意，阅书报者，殆不满二千万人也。此二千万人中，其能解文法、执笔成文者，殆不满五百万人也。此五百万人中，其能读经，略知中国古今之事故者，殆不满十万人也。 　　既然晚清时期的大众媒介主要为书籍和报刊，而这一时期普通民众的文化程度又无法与之匹配，那么，晚清社会的传播状况就自然形成下图所示的模式：⑦ 　　这里的“受众Ⅰ”，指那些已经接触书刊报章等现代传媒，有能力感知其中信息含义并作出反应的人，如士绅群体；“受众Ⅱ”，是庞大的、无缘直接接触现代媒介并做出反应的人，如下层或边远人群。显然，后者在人数、地域与活动范围上远远大于前者，因而探讨晚清公共领域的发展不能不关注这一事实。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