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被忽视新弱势群体.docVIP

关注被忽视新弱势群体 　　肩负重大社会责任的媒体人，应真正地走下去，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走到造城“大跃进”运动、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中的受害农民身边，走到他们心里。 　　“被上楼”农民成为新的弱势群体 　　在关注弱势群体方面，媒体做了不少工作。但随着近三十年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一个新的涉及者众多的弱势群体——“被上楼”农民群体产生了，除了网络上对一些极端个例进行传播外，主流媒体对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的公开报道仍是一片处女地。 　　笔者曾对弱势群体做过专项调查，相对于农民工、环卫工、困难大学生等群体，“被上楼”农民群体更弱势，更需媒体关注，以引起公众的注意。但事实上，这一群体不在主流媒体新闻策划和报道视野的重点关注之中，读者所能见到的对这一群体的个性化报道、人文报道几乎没有。这一存于激烈社会冲突中、处于社会矛盾漩涡中的弱势群体就成了没人关注的角落。 　　无就业、无保障的城镇化建设导致的“被上楼”农民弱势群体不应被忽视。这是一个被强迫剥夺物权的群体。绝大多数村民出于现实考虑，并不同意上楼。据笔者调查，在欠发达地区，90%的村民对此持不同和反对意见，有的人意见还很尖锐。村民告诉笔者，住楼是好事，每天都盼望过上住楼的好日子，但眼下经济能力达不到，这一步对他们来说“跨得有些大，走得有些急”。 　　这是一个无偿债能力的农村“房奴”群体。据笔者调查，农民入住楼房一般每平方米七八百元，旧房每平方米补贴二三百元，除去旧房抵顶、政府补助等，多数农民住楼仍需支付七八万元左右。拿出多年积蓄，村民住上新楼房仍有5万元以上的缺口，90%以上的村民贷款上楼成为事实，其中贷款5万元左右的人占大多数。而每月小六百元的银行贷款成为他们巨大的经济负担。 　　这是一个既失去土地又无经济来源的困难群体。不少地方已上楼农民的责任田被部分或全部占用，上楼村民的收入主要或只能依靠打工的非农收入。对于年轻人来说，可以远离家乡创业，但对于四五十岁以上的村民来说，如果当地经济不发达，他们就很难找到工作，而且由于年纪大、文化水平低、无技术，常常临时做些出力大、收入低的活，且面临随时被解雇的危险。 　　“被上楼”村民因“楼”返贫。特别是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几近赤贫状态。笔者曾调查过一家近八十岁的老年人夫妇，老两口整日以白开水、馒头就着大蒜为生。 　　这是一个无社会保障的弱势群体。没有了土地的基本保障，失地的“被上楼”农民一下子陷入了生活困境中，子女教育受到挑战，而没有收入状态下的养老问题更加突出。社会保障是能让公众生存下去的底线，健全的社会保障不仅能帮助需要保障的人渡过难关，也是编织国家长治久安的安全网的必要保证。如果这一群体的利益长期受损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将对中国未来的社会稳定形成巨大挑战。 　　当我们不断考问城镇化、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时，我们还应多关注那些“被上楼”的农民个体。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必须正视农民的权益，重视小城镇的发展速度适度，以剥夺农村求发展的模式应该停止。 　　肩负重大社会责任的媒体人，应真正地走下去，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走到造城“大跃进”运动、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中的受害农民身边，走到他们心里。 　　“被上楼”农民群体“被失声” 　　对这一弱势群体的关注为何少而又少？笔者认为这一群体“被失声”缘于四个方面。 　　一是部分村官对村民言行的控制，对“不守”规则者的打压。在农村，农民维权意识淡薄，加之一些村霸村官的流氓强盗行动及信访属地管理的缺陷，受害村民不敢轻易行使公民的权利。一些强拆地方紧张的干群关系令人怵目惊心。在欲拆而未被拆除的村庄，在正在拆除的村庄，在已住上楼房的村庄，不少村民对村干部既怨恨又害怕。多数村民不敢和村干部当面对抗，但私下里怨声载道，这种对村干部又恨又怕、还贷还不上的焦虑恐慌气氛弥漫在村庄上空。在这些地方，村干部不允许陌生人进入现场，一旦发现，马上就会围攻并要求销毁相关资料。不少村民因为害怕村干部打击报复而偷偷地接受调查。 　　二是一些地方官员提前设置采访议题，为媒体选择性提供信息。大多数采访，采访单位、采访对象甚至受访语言都是提前安排的，使好多真实的信息被“过滤”或“漏网”。 　　三是新闻媒体对“被上楼”农民群体的忽视及群体观念迷失缺位。 　　四是舆论监督环境不宽松。 　　让我们来听听“被上楼”农民的真实心声吧： 　　拒绝上楼。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有近90%的村民反对上楼，而不上楼村民遭打击报复，人被打、房被砸，或其他直系亲属在分房中受到排挤，在高压政策下，众人被迫上楼。 　　补偿不公。工作推进没有实事求是，一些近两三年花七八万元新建的房屋补偿款远未达到盖房所用资金；一些村干部滥用权力，相等房屋情况下，对自家亲戚与他人补偿金额不一。 　　账目不清。不少村里让农民以现金方式交房款，有的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