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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妇女”与当代中国女性主义 　　著名的汉学家、中国史家、美国莱斯大学汤尼·白露（TaniE.Barlow）著的《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一书的中文版（沈齐齐译，李小江审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面世了，它对中国学术和出版的影响将非同一般，这从上海大学性别与文化研究中心刚刚专门为其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学者的发言里就能听得出来，他们对本书在研究视野和方法上的突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参加完座谈会，我重新翻开书，还有一些话想说。 　　毫无疑问，本书是一本历史学的著作，也是中国妇女研究的力作。但在我看来，它更是一本集中体现了一位与众不同的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家在整个20世纪国际视野下，放眼中国100年来的历史，沿着左翼思想的脉络，对中国妇女与其同时代的社会问题所做的多层次的探讨和追问的思想史之书。仔细地看，可以发现作者在字里行间里所隐含的“当代”意识。这里所说的“当代”，不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还是一个空间的概念，指的是每一历史阶段的“当代社会”。作者思考的是20世纪的中国问题，她对每一时期妇女问题的分析与讨论，都是把其放在与之对应的社会语境之中，且注意彼此之间的历史关联。这一点，在再造“妇女”这个问题上，尤其明显。作者在第二章《论“妇女”》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在18世纪和20世纪初的文化革命之间，在儒家控制的主流性别理论研究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公式化的历史性词语误用就是‘妇女’。‘妇 女’代表着儒家家庭教义符号体系中的女性亲属整体”，而到了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承担起组织妇女运动的职责”并逐渐地“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非传统的、大众的、政治主体‘妇女’，最终取代了儒家遵循礼仪的‘妇女’和情欲化的主体‘女性’”，由此“在毛泽东主义国家中心话语中，‘妇女’被重新定位：首先被定位于国家的范畴之内；然后，通过革命社会实践的神奇之力和意识形态的换喻之法，被置于现代家庭的范畴之内”。由此可以来粗线条地描述一下20世纪中国史中“女人”轨迹的转变，大致可以说是由儒家教义里的“妇女”到殖民现代性中的“女性”，再到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妇女”。但是，这当中的第二次转变，不是制造女人/女性，而是再造“妇女”，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发生的“词语误用”。“妇女”成为了一个流动的能指，在不同的历史语境和社会场域中，有不同的所指，因此有被“再造”的可能。作者创造性地提出并论述了再造“妇女”的概念，在我看来，其核心是赋予“妇女”崭新的内涵，关键是建构“女性主义”与“左翼思想”的关系，就后者来说，如果离开了左翼思想，再造“妇女”也就无从谈起了。因为妇女的真正解放天然地离不开社会的解放，离不开左翼思想所追求的独立、自由、平等、没有压迫的社会构想。 　　这一理论，对回应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有着非常重要的启发。借此来观察21世纪初这10年的中国女性主义，可以发现，它呈现出了一种“后现代”的状况，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没有一个思想基础，结果也就只能是众声喧哗：从争做“女权主义者”，到“全职太太”的出现；从“剩女”、“大龄优质女青年”到“农村留守妇女”；从“白骨精”到“白富美”……这些包罗万象、看似层出不穷的新的语词和社会现象，以及近来出现的以“占领男厕所”运动为代表的社会实践，在当代社会中折射出了多棱镜式的“镜像”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把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逼进了“后现代”的死胡同，本应也看似越走越宽的路，实际上却是出现了越来越窄的倾向或者说苗头。这些现象中所夹杂的问题，不少是互相缠绕的。别的不说，单就涉及男女平等、性别公正等的问题来言，就无法仅在女性主义的理论框架里分析清楚，也不能单纯用阶级的眼光看待；不能仅从政治层面分析，也不能仅从经济领域来看，还不能仅从文化、差异等层面上来看。比如，所谓“剩女”问题，不仅涉及经济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影响，然而这一提法简单化地推卸了社会的责任，也带有媒体娱乐化倾向；对它不能仅从性别的观点来看，还要从阶级与阶层的视角来分析，这个语词本身带有一定的歧视性，可是实际上所“剩”的不仅是“女”，本身也内含着“男”，阶层与地域不同，所“剩”也不一样。而“农村留守妇女”是另一种“剩”，分析它，不仅要从政治、经济方面着手，还要从文化方面来看；不仅要有性别的视角，还要有阶级、阶层的视野。它是一个农村的女性群体，置身社会底层，处于弱势，伴随着经济变革而出现，与城市有着分不开的关联，目前还没有自己的声音和诉求。这些都还只是粗糙而初步的分析，如深入仔细地看，会发现纠缠在一起的问题更多。仅以此为例，其他现象也大致与这二者一样地“横看成岭侧成峰”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交叉，要理清楚，很不容易。 　　而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有历史根源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女性主义，正如林春、刘伯红、金一虹在《试析中国女性主义学派》一文中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