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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走不出幽暗洞穴 　　引言 　　《神话研究》一书，洋洋60万字，言之钧钧，意在回答一个听似简单的问题：在经由启蒙扫荡和理性浸润之后，神话为什么不仅没有绝迹，反而坚执地绵延在文学历史之中，赋予隐喻和意象体系以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在《理想国》第七卷之开篇，柏拉图将“洞穴”意象构想为人类生存境遇的基本隐喻：只见万物幻影而不见真实阳光的囚徒，必须逃离幽暗的洞穴，而走向澄明的世界。然而现在，布鲁门伯格却告诉我们一个致命的真实：如果把神话当做那个幽暗的洞穴及其幻影体系，人类注定就是那些永远无法走出洞穴的可悲囚徒。一句话，神话不是一件可以随意脱下的古旧氅袍，而是一泓滋润生命而直达永远的泉源。神话之所以为神话，就因为其所蕴涵的神性永不磨灭。既然神性永不磨灭，就有了神话研究的必要。在比喻意义上，神话研究就是诗人里尔克所歌咏的———“用颤栗的手托起飘零的枯叶”。 　　《神话研究》的问题意识 　　布鲁门伯格的探寻，开始于“后启蒙”时代的一种普遍的困惑：诞生于荒渺无稽的远古时代的神话为什么没有随着理性之光的烛照而如云烟消散？神话思维、想象活动以及隐喻、象征等等何以还持久地支持着人类思想的志业？“后启蒙”时代三个世纪的作家为什么还对神话世界殷殷顾盼、去而欲返？20世纪的乔伊斯、托马斯·曼、纪德、卡夫卡、赫塞、博尔赫斯为什么总是运用神话素材编织出自己的象征宇宙，表达他们对世界、人类与自我的洞见？用他自己的话说： 　　最让启蒙运动的弄潮儿们万分惊讶、面对他们自以为是的最后努力之败绩而万分茫然的，恰恰是那些荒唐下贱的古老神话还活着———神话研究（ArbeitamMythos）还在延续。 　　首先，何谓“神话”？ 　　神话（myth），源自希腊语，以及拉丁语mythos，最初的含义是故事、寓言与戏剧。公元前5世纪左右，古代雅典启蒙时代到来，“μυθοs”和“λογοs”被对立起来，被赋予了“不可能真正存在或真正发生的事情”的含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大体沿用了这层意思，mythos被主要地用来指悲剧的情节，他说诗的艺术包括诗“要成为美的应如何组织情节（μυθοι）”???[1]15世纪到17世纪，“神话”的衍生词语mythology、mythological、mythologize、mythologist、mythologizing等等普遍存在，并被用于同“寓言式叙述”“寓言故事注疏”等古典学符号实践。[2]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者将“神话”当做怪力乱神、荒诞不经、茫昧无知的东西扫入偏见体系的冷宫，但他们不知不觉地剑走偏锋，将理性、“逻各斯”变成了神话，从而给浪漫主义强烈的刺激，驱使他们返本归源、寻觅人类历史的神圣根据。不过，必须强调指出，在布氏的论域之中，神话远远不只是指古希腊那种特定的文学体裁及其蕴涵的异教审美主义，而且也包括作为基督教教义基础的礼仪、典律和驳杂的思想意象，甚至包含作为异教的灵知主义象征体系。 　　《神话研究》的策略和程序 　　启蒙之后，对待神话有两种立场：一是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启蒙主义，其策略在于站在理性的制高点去返观怪力乱神，将神话视为古旧无效的迷信与偏见；一是谢林、赫尔德、施莱格尔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其策略在于返回到太古生命体验的渊流去追溯诗性的智慧，将神话视为克服恐惧和征服迷暗权力的壮举。如果说启蒙立场是从历史的终点看向历史的起点，那么，浪漫的立场则是从历史的起点看向终点。两种立场、两种策略各有偏颇，难以准确把握神话的意义。布氏力求在启蒙与浪漫之间寻求和解，在神话研究中“黑白通吃”：一方面，他反对用“神话到理性”“秘索斯到逻各斯”进化的公式来把握人类意识的历史，坚持认为神话和隐喻构成了一切生命谋划的根基；另一方面，他也反对用历史衰落的趋势和文化蜕化的假说来描述整个文化历史，坚持将启蒙进行到底。于是，他超越了启蒙-浪漫之争，既非从终点看神话，亦非从起点看神话，而是将神话放回到绵延不断的接受过程之中，在神话的来龙去脉之中审视它在人类文化与生命中的功能。 　　遵循振叶寻根和功能优先的原则，《神话研究》分为两步：第一步，将现象学、人类学以及精神分析学说融为一炉，而提出一系列关于神话起源、神话流变以及神话功能的理论假说；第二步，带着这些理论假说，进入古典学系统，以普罗米修斯神话的历史生成、流布与转换为线索，重写了“双希”文化脉络之中宏大的爱智、好知、罪孽与救赎的历史，尤其凸显了普罗米修斯情结之中“文化与苦难”的血脉关联。在充满启示和诱惑的第二步研究中，布鲁门伯格的探索涵盖了整个欧洲文学史，上起赫西俄德、荷马，下至纪德、卡夫卡，以及他们与普罗米修斯神话的复杂纠结。 　　在《神话研究》中，布鲁门伯格在“神话创作”（ArbeitdesMythos）与“神话研究”（ArbeitamMythos）之间做出了严格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