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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林斯基,一个思想者自言自语 　　天阴得很重，我的心境也不自觉地沉重起来。在这样的时刻，走近别林斯基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聆听他的自言自语，非常适合空气中凝重的意境。 　　此刻，我正在阅读一篇回忆文章。被回忆者是一位知识分子，他的良知却被社会、被权威践踏。这时，我仿佛听见了别林斯基的自言自语：“当个人感到痛苦的时候，群体的生活对我有什么意义？当百姓倒在泥泞中的时候，地上的天才生活在天空中，这对我有什么意义？” 　　我非常欣赏这样的表述。我认为，当社会现实责任召唤作家的时候，他不能躲进贪新鹜奇的纯文学中。我向来对逃避现实的文学始终持怀疑态度。这种对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的认知是来自于别林斯基的。 　　1811年，别林斯基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医生家庭。在中学时代他就爱上了文学，18岁时进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21岁时因组织进步小组“十一号文学社”和创作反农奴制戏剧《德米特利·卡里宁》被学校开除。22岁时他开始为《望远镜》杂志撰稿，走上了文学批评的道路。1834年，他发表了第一篇长篇论文《文学的幻想》，此后写下了不少文学评论文章。1838至1839年，他曾主持《莫斯科观察家》杂志的工作。该杂志停刊后，他移居彼得堡，主持《祖国纪事》杂志文学评论栏的工作。1846年，他转至涅克拉索夫主编的《现代人》杂志工作。在这期间，他的思想经历了由启蒙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彼得堡时期是别林斯基思想趋于成熟和文学批评活动的高峰时期。由于他的影响，《现代人》和《祖国纪事》成了当时进步知识界的舆论阵地。他不仅通过自己的作品宣传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而且第一个系统地总结了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科学地阐述了艺术创作的规律，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学和美学见解，成为俄国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奠基人。 　　与沉浸在风花雪月的作家不同的是，别林斯基积极倡导面对社会关切的文艺。将美化沙皇专制与讴歌贵胄沙龙中的风花雪夜的浪漫文字全部清除于文艺之外，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卑微的斗士在无尽暗夜中所做的最大伟业。临终前，他发表了《致果戈理君的一封公开信??，痛陈果戈理忘却了一个作家必须关切社会的职责，背叛了曾经写出《钦差大臣》与《死魂灵》等不朽之作的作家自己所开创的现实主义写作，为地主大员鞭笞农奴、协助沙皇愚民的教士阶层大唱赞歌。此种行为不仅让亲者恨、仇者快，更背叛了自诩基督徒的果戈理所应有的德行，把基督所倡导的对人的爱忘却身后，无异于躬身为屠夫的杀戮伺候屠刀。此信一出，使知识界犹如遭受晴天惊雷。1848年初夏，别林斯基死于肺疾，才没有遭受牢狱之罪。对此警察头子大表遗憾：坦言“我们本来要他在牢里烂死的。” 　　在别林斯基短暂的37年生涯里，俄国的天空始终是阴霾的，那乌云般的天空充满血腥和狰狞。别林斯基毫不顾及生命的威胁，将手中的笔视为思想的匕首，刺向一个专制的政权。他的文字如喃喃自语般泣诉，却冲破了乌云的笼罩，为天空撕开一抹亮色。遥隔着接近200年的时空，我看见了他棱角分明、直率露骨的面容，聆听着他源于心灵的喃喃自语：“我是文人，我说这话，痛苦但自豪而快乐。俄国文学是我的命，我的血。”在一个只有文学才能传达尚未被俄国日常生活出卖的正义、良知与真理的时代，别林斯基用他的生命，用他的鲜血，唤醒着真理、良心与正义。 　　别林斯基区别于同时代其他俄国知识分子的地方在于：他是第一位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在落后省份的僻远乡野里长大，形成了他质朴、粗糙、率真、敏感而又激情风烈的天性。据赫尔岑回忆，别林斯基非常怕羞，遇见陌生人或者人太多的时候，他常常手足失措，羞涩局促。但就是这个腼腆的人，这个虚弱的身体，又有着异乎寻常的、强大而刚烈的斗士般的性格。一旦他觉得自己心爱的信念遭到触犯，便会立即陷入道德暴怒，“脸部肌肉开始颤动”，声音也随之喷薄而出。 　　《巴纳耶娃回忆录》中见证了这一情境。当一位贵族知识分子自我吹嘘道：“我聊以自慰的只有这一点：我的农民看到我像关心儿女似的关心他们，所以都把我看作他们的亲老子一样。”别林斯基闻之立即反驳道：“我就不信奴隶跟奴隶主之间可能有人的关系！”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奴隶制度是那么一种残酷丑恶的现象，对人又有那么坏的影响，因此听到熟悉这个制度而又把它加以美化的人说话，真觉着可笑。这个恶性脓疮戕害了一切有利于俄国的发展的优秀力量。请相信我，俄国人民无论多么无知，可是他们十分明白，为了不再受苦，必须切开这个脓疮，把积存在里面的传染性的脓汁清除掉。” 　　我无法看见别林斯基愤怒的表情，只能把他的愤怒视为喃喃自语。事实上，他的喃喃自语中隐含着力量的强度。赫尔岑在形容别林斯基与人辩论时如此描述道：别林斯基“就像一头小老虎，扑到对方身上，撕裂他的肢体，剥开他的表皮，把他弄得狼狈不堪，丑态百出，同时以非凡的力量，非凡的诗意，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