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学中如何在“托”教科书基础上“拓”教材.docVIP

历史教学中如何在“托”教科书基础上“拓”教材 　　摘 要： 高中历史教科书仅仅是给教师的教学提供了某种可能性，教师在教学中拥有较大的发挥创新空间。这意味着教师必须学会“用”教科书，而不是“教”教科书，因此完全可以在依“托”教科书的基础上“拓”展教材。 　　关键词： 高中历史 教科书 依托 拓展 　　毕加索是二十世纪西方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他一生留下数量惊人的作品，风格丰富多变，充满了非凡的创造性。他的作品《亚威农的少女》是西方现代艺术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突破，引发了立体主义运动的诞生。立体主义将物体多个角度的不同视像，结合在画中同一形象之上，正面的脸上画着侧面的鼻子，而侧面的脸上却画着正面的眼睛。毕加索似乎是围着形象绕了180度之后，才将诸角度的视像综合为这一形象的。 　　从不同角度看到的视像叠加在一起，冲击人们的视觉，但却是物体的全貌与真实。在历史学习中我们也应当用毕加索式的眼光看问题，多角度认识历史，这就需要教师创设多角度的历史情境。现行高中历史教科书的主要内容是以叙述形式而不是以问题形式呈现的，这给一线教师既带来了困难、也提供了机会。困难是要依托教科书的相关内容，结合本校学生的特点设置可供探究、思考的问题；特别是设置出个性化的问题，充分显现教学智慧，即需要教师再度开发教材。 　　那么，教师应当如何开发教材呢？历史新课程体系强调时代性、生活化，这样就使我们的课堂教学资源有了多元的接口：联系时政的、贴近学生生活的、拓展学科前沿的，等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提供相关知识背景和历史故事，增加历史感，依“托”教科书的基础上“拓”展教材，创设各种具有探究性的问题情境，开展课堂讨论，形成互动的课堂氛围，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思考，在合作与交流中切实体验历史，深刻理解历史。下面，笔者以自己的教学实践为例，谈谈自己的体会。 　　一、创设与教材结论不甚相同的问题情境，全面地认识历史问题。 　　案例：在“新文化运动”一课的教学中，必然要讲到当时思想界的碰撞。通过对教科书的直接阅读，我们会得出一种印象：积极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就是进步、爱国人士；持反对态度的则是腐朽、落后、愚昧之人。在一般的教学设计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活动设计：假若你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干将，面对某某等人的守旧复古思想，请你写一篇“战斗檄文”予以批判，你会表达怎样的观点？这样的设计无可厚非，也是符合教材的价值观要求的。 　　但是，我们的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形成这种“非此即彼”的认识吗？当然不是。如何使学生理解当时历史情境下历史人物的立场，真实地展现他们的内心世界，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问题的切入就显得十分重要。我选择的切入素材为“守旧复古”派代表人物辜鸿铭。 　　首先，在介绍新文化运动概况时，引入对辜鸿铭的介绍。设计如下： 　　教师：北京大学始建于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称京师大学堂。但旧时的北大实质上是一处官僚养习所，由于学生多为京官子弟，毕业后也是当官，因此教员称学生为“老爷”。教员们不从事研究，只为养家糊口；学生们更无心学习。当时被称为“官僚养习所”的北大为什么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活动基地呢？ 　　要感谢一个人，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提出一个办学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蔡元培“兼容并包”办学方针指导下，他既聘请了许多具有新思想的学者来校任教。他亲自到陈独秀的寓所请陈独秀来北京大学主持文科；请刚从美国留学归来、提倡白话文的胡适任北京大学教授；请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还请第一个向中国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主持北京大学理科（幻灯：代表人物），也聘请了那些在政治上顽固、或者思想上保守但在学术上有专长的人，如辜鸿铭。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辜鸿铭何许人也？（图片）辜鸿铭，是中国近代为数稀少的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者，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等9种语言，创造性地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大学》，并著有《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书，向西方弘扬东方的文化和精神。新文化运动期间，任教北大英诗课。这位号称“清末怪杰”的人在政治上十分保守，拥护帝制，倡导纲常名教，不但赞成留辫子、裹足，还主张纳妾。故事——北大教授辜鸿铭某次在宴席上与严复、林琴南相遇，突发奇论：“如我手上有权，必杀严复与林纾。”严复笑而不答，林纾则愕然反问：“我二人有何地方得罪阁下，还请阁下看在乡谊份上刀下留人哦。”辜疾言厉色道：“严复翻译《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于是，全中国的人只知道应该物竞而不知应还有公理存在，如此兵连祸结、民不聊生，而林琴南你呢，翻译了《茶花女》，如今的小青年只知道谈情说爱却忘记了礼教为何物，如果不杀你们两个，天下将不会太平。” 　　蔡元培说：“我请辜鸿铭，则因为他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