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选秀时代”文化忧思.docVIP

“后选秀时代”文化忧思 　　选秀节目已经“审美疲劳” 　　若要细究起来，国内的选秀节目可以往前推20多年，当时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其实也是选秀，至今这一节目培养出的歌唱家不计其数。但真正以娱乐的名义，以商业运作为主导的选秀节目，则要从2004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说起。此后，中央电视台的“梦想中国”、东方卫视的“我型我SHOW”、山东卫视的“天使行动”，及至近年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东方卫视的“中国达人秀”、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等选秀节目层出不穷，粗略估算，类似的节目不下30个。 　　这么多的选秀节目，真是让人应接不暇，而由此给观众带来“审美疲劳”也是不争的事实。《国际先驱导报》曾联合新浪网做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参与投票的3 000人中，认为对选秀节目“已经审美疲劳”的人比例高达88.53%，选择“没有审美疲劳”的比例只有2.40%。??致这样的结果，除了选秀节目过于泛滥，其实还有深层的原因。 　　过分的商业包装令公众有点反感。这里所说的商业包装，除了广告冠名、与通讯运营商合作等那些“狂轰滥炸”的广告、抽奖、短信参与外，还有那些为了煽情而造假的包装。节目制作方大多很会编故事，比如说某选手的身份是服务员、卡车司机、搬砖的、扫地的，社会地位相对不高，但是他不放弃心中的梦想，始终坚持自己，最终站在台上获得成功。但是，隔天该选手就被网上爆料是专业钢琴八级、声乐专业的。这种自抽嘴巴的伎俩一再出现，观众怎能不反感？ 　　缺乏创新是选秀节目的一大“硬伤”。许多人都知道，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模仿的是美国的电视节目《美国偶像》。“超级女声”火起来后，国内其他的选秀类节目又开始模仿“超级女声”，这种“跟进式”的节目运作方式，几乎注定一开始就创新不足。正如有观众调侃的那样：“选秀选秀，不外乎一个人演，几个人评，主持人煽情，选手流泪，观众跟着喊起来。”这种“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的做法，也难怪观众厌烦。 　　负面新闻引发公众质疑。国内的选秀从诞生开始，就一直伴随着负面新闻，包括晋级赛有“黑幕”“内定”等传闻，使得该类节目的公信力不断下降，从而带来了受众资源的“非正常流失”。另外，人们对歌唱类选秀中出现非专业评委也颇有微词，比如湖南卫视“中国最强音”的“导师”章子怡，她的“弟子”居然最终夺冠，让郑钧、罗大佑、陈奕迅等专业评委情何以堪？也让观众质疑评选的公正性。 　　此外，评委过分的表现欲、毒舌、善于掉眼泪也不太讨观众喜欢。比如过去的“超女”评委柯以敏动不动就“示范一段”，黑楠不留情面的毒舌，现在的“中国梦之声”的评委黄晓明和韩红经常哭到不能自已，都让观众觉得“有点受不了”。 　　所有这些，都使观众对选秀类节目产生了“审美疲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国内各大电视台的选秀节目再不改进、不完善，依旧沿着这个模式“选”下去，受众关注度持续下降将是注定的结局。 　　选秀节目的“红”与“黑” 　　文化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指出，选秀节目的意义在于它最好地发挥了大众的参与，“海选”的意义在于它真正实现了任何一个人都有30秒的机会，任何人都可以“想唱就唱”，每个人都有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获得一个均等的机会，每个人都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是的，不得不承认，选秀确实给了普通大众一个展示才华、实现梦想的机会，尽管说获奖的选手并非真的就“普通”，例如李宇春等人原本就是音乐专业出身，但全国音乐专业的学生千千万万，少数几人通过选秀脱颖而出，也算是一次公平的选拔，对许多正在追梦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正面的激励，由此带来的积极效应是不容忽视、不应否定的。 　　但就此认定选秀就是人人都能参与的比赛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可以通过下面一则事件来看看参加选秀究竟要付出什么：据《现代快报》报道，19岁的少女小曼，至今已经参加了超过百场的选秀节目，从来没有进入过前20名，但她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想借此成名，让大家都喜欢她。小曼的家境不好，母亲是下岗工人，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在已经花去3万元参加选秀的情况下，她却要父母再给她10万元“包装费”，让她可以找一个10至20人的伴舞团、买精致的道具，无奈家里支持乏力，母亲还因此被气出病来。 　　这个例子让人痛心。窥斑见豹，千万不要以为参加选秀就是“报名参赛”这么简单。当然，如果只是抱着“重在参与”的心态“去玩玩”，那另当别论；若想在选秀中崭头露角，除了要花报名费、路费、食宿费、服装道具费等基础费用，拉票攒人气也必不可少，如果没有一定的商业利益驱使，谁会傻乎乎给你呐喊、投票？由此可见，在这个五花八门的选秀时代，选秀的本来面目已被逐渐扭曲。一方面，选秀活动所炮制的“丑小鸭”蜕变成“白天鹅”的故事，强烈震撼着年轻人稚嫩而充满幻想的心，诱导他们不屑于苦读修业而幻想一夜成名；另一方面，选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