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行纪》成书前前后后.docVIP

《战地行纪》成书前前后后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日，在汉口领事馆的临时住处，奥登给友人道兹夫人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段话：“探究这场中国的战争，有如卡夫卡的一篇小说。” 　　确实如此。 　　从进程的不可预测来讲，此次旅行堪与卡夫卡笔下K的城堡之行一比。但基本而言，奥登和衣修伍德并不像K那样阴郁，一路上也未遭逢什么诡异不幸之事。这两人刚过而立之年，一个三十一岁，一个三十四岁，带着新晋才子的傲气，外加高中学童的调皮劲儿，在好奇和忐忑中，煞有介事地来到了中国。 　　此次中国之行，带有某种程度的商务委托目的：就在一九三六年，奥登与路易斯·麦卡尼斯结伴前往北欧，两人合著的旅行读物《冰岛来信》由兰登书屋和法伯出版社出版后，获得了某种成功：该书入选了英国读书协会的推荐书目，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初版印刷了八千册，这让奥登很受鼓舞。评论界也给予了好评，虽然有人认为此书言辞相当放纵，玩笑开过了头，但多数人觉得很具可读性。奥登的收入状况因此改善了一些，《冰岛来信》出版几个月之后，他曾写信告诉一个朋友：“我赚了些足够糊口的钱。”出版社建议奥登再写一本旅行读物，但指定必须去亚洲某个国家。当年七月，中日战事的爆发给了他们一个旅行目的地的答案。他们决定前往中国。 《战地行纪》[英]奥登 [英]衣修伍德著 马鸣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年11月版 　　在当时英国以及欧美的左翼知识分子看来，中日战争只是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全球对决的远东前线而已，是西班牙事件的一个遥远的翻版：一九三七年奥登曾去西班牙待了七个星期，为共和政府开过救护车，在电台的政治宣传部门干了一阵，后来他放弃了电台工作去了阿拉贡前线，结果，他发现政治现实远比他想象的更为暧昧和麻烦。《西班牙》一诗发表后，奥登还因这首诗中的“今天 / 死亡的几率有预谋地倍增 / 在必要的谋杀中清醒地容忍那罪恶”的句子，招来乔治·奥威尔的言语攻击，引发了一场笔战。酝酿中国之行的时候，奥登和衣修伍德希望中国不会像西班牙那样，挤满了“明星文学观察家”（衣修伍德语）。对他们来说，中国之行是第二次机会??衣修伍德正懊悔自己没去成西班牙，而奥登觉得自己在西班牙一无所获—因此，中国似乎令人憧憬，恰如奥登本人所说：“我们会有一场属于我们自己的战争。” 奥登衣修伍德合影 　　请原谅两位作家小小的私人动机，毕竟，正如奥登所言：“所有的艺术家都必须担负起一点新闻记者的职责”。这方面，确乎存在着某种私底下的题材竞争。 　　中国之行未定前的一段日子，两人都有些不着不落，衣修伍德写给《新诗歌》的编辑约翰·莱曼的信中提及他本人和奥登的状态时，形容他们两人的未来计划“混乱而不明确”，衣修伍德想去维也纳，莱曼现时就住在那里，可奥登更希望留在英国，“可以省点钱”。 　　暮春和初夏的某段时间，他们在约翰·派普的乡居别墅参加了周末聚会，讨论“群体剧院”的未来事宜。可两人开会期间大多在瞎胡闹，似乎对剧院的目标失去了耐心。此前，奥登和衣修伍德合作的第二个诗剧《F6的攀登》在剧院演出后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他们开始谋划下一出戏，一出更迎合伦敦西区口味的戏剧。 　　一九三七年八月初，奥登和结婚不久的史彭德在肯特郡的海边住了一阵。史彭德刚从瓦伦西亚开完国际作家会议回来，他告诉奥登，安德烈·纪德因为他那本《访苏归来》受到了与会代表们的抨击，有人甚至直言不讳地宣布，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着想，有关苏联的真相应该禁止发表。奥登对此的评论是：“形势危急绝不应该是说谎的借口。”史彭德后来回忆说，这是他们在三十年代的政治姿态的一个转捩点。 　　八月末和九月初，奥登和衣修伍德去了多佛港，租了东崖九号的一间公寓，开始在那儿写他们新的诗剧；E.M.福斯特也住在那里—自打六年前被引荐认识后，衣修伍德已与福斯特非常熟悉，他把福斯特形容为“反英雄的英雄”。奥登也同样如此，他在一九三四年的一篇评论里，谈起过福斯特 “对生活神秘性的感知能力”，并把他列为“那些永久而惊人的典范人物之一”，正是以福斯特为代表的这些人物，依然认为经由精神活动，挽救人性的斗争仍有获胜的可能。他们与福斯特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充满了敬慕之情；《战地行纪》中，奥登的开篇诗歌《致E.M.福斯特》即是他们与福斯特友谊的见证。 　　奥登大部分时间都呆在百叶窗紧闭的房间里写作，福斯特的友人曾描述奥登那时的样子：“他从房间里冒了出头，面色苍白，像只猫头鹰般眨着眼睛。”除了和衣修伍德合写剧本，他还完成了一首诗歌《多佛港》： 　　拂晓时鸥鸟哀号如在艰辛劳作： 　　士兵保护着付给他酬劳的旅行者，每个人都用相同的方式为自己祈祷，却既不能 　　掌控岁月也影响不了天气。有人或是英雄： 　　我们不都是那么郁郁不乐。 　　剧本写得很快—这是初稿很薄的原因之一。衣修伍德八月三十一日写给友人的明信片里提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