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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形式理性发展及其在经济法中体现 　　内容摘要：随着现代理性主义的发展，人类对理性的认识也不断深刻。马克思·韦伯首先将理性分为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并对二者进行深入分析，在他看来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将认识重心从实质理性向形式理性转化的过程。而我国现代经济法肩负着促进市场发展、克服政府失灵、克服市场失灵的重担，在我国当前形势下，公众对法治的呼唤尤为强烈，这种对秩序的呼唤，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形式理性的呼唤。因而在这种形势下给我国现代经济法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指明了今后的发展方向—以形式理性为核心并与实质理性形成有机统一。 　　关键词：现代经济法 实质理性 形式理性 　　形式理性的发展 　　（一）理性主义的来源 　　美国学者巴伦曾对理性有如下的阐述：“理性是普遍的，存在于不同社会的历史类型之中”。理性主义历史源远，在西方有着久远的历史，古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与“理性”一词的形成有关，古希腊人民认为理性是神的属性和人的本性，将判断与思考视为真理和道德的源头，把理性看成是认识以及认知的唯一源泉。法国唯物主义者在18世纪开始从机械论的角度解释生命现象和物质，更是将理性上升为知性和感性的融合形式。黑格尔将理性仅仅视为具体辩证的思维方式。 　　因而从远古时期西方哲学家对理性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理性一直被赋予崇高的意义，理性一直是与人性紧密相连的，但是理性更是成为了人类发展的原动力。当人们将理性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时，人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进入了近代时期。因此可以认为，理性主义是近代以来人类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基本的方法论，理性分析成为人文社科研究的基本方法。 　　同时，“理性”一词经历了人类社会长期的变迁，其大致的意思就是将理性视为社会事务的规律和本质，理性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左右着事物的产生和发展。人的理性则表现为人类能够认识自然及社会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来主宰自己的行为。 　　一般认为，理性与感性是相对的，是人的思想精神的一部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看，理性主义是人类社会认识和改变世界的本源。罗素对理性的定义更能引发共鸣，他认为理性可以用三个特征来理解：首先，理性依靠的是说服力；其次它希望使用者所相信完全正确的理论或者观点；最后，在提出意见和建议的同时，更多使用观察和归纳而不是直觉。 　　（二）形式理性主义的来源 　　马克思·韦伯是第一个将理性划分为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来阐述理性分裂的必然性的学者，其关注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之间的区别，而这也是马克思·韦伯进行理性研究的基础。马克思·韦伯对形式理性的认识建立在“价值中立”基础上，在其看来，一种行为或者现象在形式上的合理性应该被称为在技术上的计算和应用计算的程度和方法，与此对应，实质上的理性应该是结果为取向的行为方式。由此可见，形式合理性涉及客观事实，属于客观的合理性；而实质的合理性表现为对价值做出的判断，是一种关于不同价值间逻辑关系的识别，属于主观意义上的合理性。简单来说，形式理性更偏向于事实判断，实质上的理性则更偏重于价值的判断。 　　在韦伯看来，“形式理性的法律”必须重视原则和形式，注重法律本身的内在逻辑和整体关系，而不注重甚至忽略法律对个别案件造成的直接实质后果，因而可以直接从形式上预测法律结果。 　　形式理性在经济法中的体现 　　（一）经济法产生意义的形式理性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经济法界出现了很多理论，包括国家协调论、国家调节论、政府干预论以及平衡协调论，这些理论都从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理论和争论。但是认真分析这些理论，可以发现这些理论都来源于一个相同的逻辑起点—市场失灵。在这些学者的眼中，我国经济法的产生有一个与西方社会完全相同的逻辑，都来源于政府失灵（李昌麟，2001）。 　　从实质理性的角度来讲，经济法的发展而又不仅仅是基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失灵，更多是由于市场经济的未充分发展。因此可以得出，我国现代经济法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了双重职责：不仅要克服市场失灵带来的弊端，更要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可以说我国的现代经济法诞生于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因而形式理性将会更多地发挥作用。 　　由此可见，经济法的实质理性指的是对所针对的实际问题的思路带来一种便捷，那么经济法的形式理性带来的则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带给社会的是稳定、有条不紊的办事逻辑，使人们远离恐慌不安，进入一种有序的规划之中，而这才是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最基本保障。 　　（二）经济法发展意义的形式理性 　　如果说我国现代经济法产生时被赋予了双重责任的话，那么在经济法的发展时期，其又被增加了一个责任：干预政府。这个责任来源于“政府失灵”的逻辑起点。“政府失灵”同样来源于经济学，在西方国家，市场失灵之后，政府以其合理的身份对市场经济进行合理的干预，但是这些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