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身体分裂与聚合.docVIP

后现代身体分裂与聚合 　　[摘要]后现代情境中身体的分裂趋向，直接阻碍了个体迈向政治共识的道路，间接威胁到政治权力系统的稳定和民族国家政治文化的持存。政治仪式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行为系统，借助连续性身体规训技术和稳定性社会规训技术，一方面，发挥传统的政治功能，由外而内地对分裂的身体施加一种强制性的聚合力；另一方面，为适应后现代社会而积极转变，通过唤起个体公民对其身份中蕴含着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责任的重视，由内而外地产生出一种主动性的聚合力。 　　[关键词]政治仪式；身体规训技术；强制性聚合；主动性聚合 　　在后现代社会中，“生活在碎片之中”的个人境况所带来的威胁愈演愈烈，我们确有成为“堕落的公共人”之虞。贝尔（Daniel Bell）认为，这种情状的缓解有赖于我们的“文化能否重新获得一种聚合力，一种有维系力、有经验的聚合力，而不是徒具形式的聚合力”。“解铃还须系铃人”，传统和现代不仅提供了培育后现代的沃土，或许还隐藏着一些解救后现代的良方――本文着力探讨的政治仪式便是～剂值得重视的医治“良药”，它作为一种历史悠远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传统社会的无用孑遗，而是在历久弥新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后现代社会中，个体危机集中在身体问题上。不同于传统社会将身体完整地放置在等级秩序中，也不同于现代社会扶持身体庄重而独立的姿态，后现代社会漠视身体的从属问题和权利问题，或沉湎于率性的“拼凑”（pastiche），或钟情于随意的“漫游”（peregrination）。在面对这种身体状态时，政治仪式对身体能够借助于两种不同的规训技术，既提供一种强制性的聚合力，从外部阻止身体的分裂，这是政治仪式最为基本的传统功能之一；也提供一种主动性的聚合力，让个体通过由内而外的反思给予自身一种有效的护持，而这正是政治仪式在新的社会情境下需要作出的重大转型。 　　一、两难的“分裂”：政治身体的后现代转向 　　现代意义上的政治身体发轫于文艺复兴时期对人本身的重视，启蒙时代将关注点从身体的从属问题转向身体的权利问题，真正锻造出具有独立政治意义的身体。就政治秩序的转变而言，“莫非王臣”的民众在肉体上与君主制告别，开始迈向社会或自我（由此发展出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两条路径）。19世纪晚期尼采（Nietzsche）“升华肉体”的呼声振聋发聩，指出“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只能是身体的历史，历史将它的痕迹纷纷地铭写在身体上”。海德格尔（Heidegger）、德勒兹（Deleuze）和梅洛一庞蒂（Merleall-Ponty）等人延续尼采的道路，为身体的主动性或独立性作出各自的辩护和阐发，他们的理论成为后现代情境中政治身体研究的滥觞。至此，曾经只是言说工具的身体拥有了专属的话语系统。在政治学视野中，身体不再是政治制度中一个无声的元素，而是有着特殊表意能力的主角，甚至“成为现代政治的中心”。 　　福柯（Foucault）延续前人的脚步，创建了个体指向的微观权力学和群体指向的生物政治学，开辟出一条后现代的政治分析道路，从碎片式的、多元化的和微观性的身体人手，切中了政治系统的肯綮。他以话语、谱系、身份和身体为经纬，以权力为核心，编织了一张精密而复杂的理论之网，规训便是织网的关键技术。在此视域中，人的肉体被当作可分割的整体，通过空间控制、时间控制、行为控制和力量控制等各种技术被分别处理，诸如“考试”、“检阅”和“阅兵”等活动都可被视作某种规训仪式。在福柯看来，“分割”身体显然不是让身体“破碎”，而是相反，通过作用于身体各部位或身体行为各步骤的微观技术，实现对身体所承载的精神和情感的统一调度。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哈维（Har―vey）明确指出：“在福柯关于事物的体系中唯一不可化简的就是人的身体，因为那是一切压制的形式最终都被记住的‘场所’。”既然在后现代社会中，身体仍然保持着一种完整性，那么身体的碎片化又是何意？哈维认为个体的现代和后现代状态有所不同：现代社会的个体被设想为“异化”了的，而异化就意味着个体是一致的；在后现代社会，个体不能再被设想为被异化了，而是自我“分裂”了。因此，身体的碎片化简单来说是身体意识或自我观念的碎片化。这种分裂有其积极意义，例如能够帮助人们对抗资本的控制，在一个消费文化越发趋同的宏大空间中，“分裂的特质对于社会身份和行动来说就越是重要”；或者如奥尼尔（Oneill）给出的更为确切的意见：有着多重要求的身体能“对抗和反击那些支配我们的非人性因素的力量……能极大地强化公民民主的交往性能力”。但是，这种分裂并不总是满足于充当抵抗者，它内在的、无限的“解放”要求往往将自我推送到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这会在微观层面上造成一种危险的后果――个体在“信任”问题上不知所措，“不知道该信什么”和“我相信很多东西”都融合在同一种日常体验中。正如鲍曼（Bauman）所言：“后现代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