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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缺陷与建议 　　摘要：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对弥补当事人损失、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具有积极的意义。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该法中的人身损害赔偿条款为基础，因而使国家精神损害的范围在侵权行为的形式、客体方面受到限制，同时也限制了非金钱救济手段的适用。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设计更应结合民法的相关制度，对国家精神损害赔偿不应超越民法原理施加不合理的限制，而应将公权力行使的公益性因素作为个案考量因素。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能够脱离《国家赔偿法》人身损害赔偿条款而单独存在。建议通过扩张解释或立法修改解除对国家精神损害赔偿的不合理限制。 　　关键词：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归责原则；事实行为；国家赔偿法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4）02-0093-07 　　2010年4月29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决定》。新赔偿法通过增加第35条的规定建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打破了以往对精神损害金钱赔偿的限制，实现了质的飞跃。但具有非金钱救济手段的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否应与其他损害赔偿制度一样受到形式上或客体上的限制，如何协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35条与其他相关条款之间的关系，这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我国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与问题国家赔偿制度最早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是现代国家为了制约政府权力、保障受害人公平受偿而对国家主权豁免权的突破。而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更是对主权豁免原则的进一步冲击，目前已有很多国家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制度中，国家作为侵权主体的特权被逐渐削弱，这体现了以补偿国民损害为主要精神的国家赔偿制度的发展趋势。 　　我国国家赔偿责任的具体法律形式始于1986年《民法通则》第121条。该条文将国家赔偿等同于一般的民事赔偿，对赔偿标准没有做任何限制，但当时在民事司法实践中尚未承认精神损害赔偿，因而国家精神损害赔偿也尚未成为问题。198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员会和法制工作委员会编写的《法制工作简报》印发了行政立法研究组撰写的《关于国家赔偿法十一个问题》，该文件构成了1994年《国家赔偿法》的基本框架，其中规定的赔偿标准的立法原则是，既要使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害能够得到适当弥补，也要考虑到国家的经济和财力能够负担的现实情况。而对于精神损害赔偿，因为在当时民事司法实践中尚未得到认可，加之考虑到国家负担状况，因此并未纳入国家损害赔偿领域。1995年精神损害赔偿在民事审判领域得到了承认，在赔偿范围上与1994年的《国家赔偿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随着精神损害赔偿在民事赔偿领域的不断发展，国家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在理论上逐渐受到关注。但是，真正催生国家精神损害赔偿立法的动因是近年来一系列刑事领域恶性冤假错案的集体出现，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国家精神损害赔偿立法注定具有实践性的特征。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最终通过与《国家赔偿法》第3条与第17条所建立的联系而被纳入国家抚慰性（有限制的）赔偿标准的框架中。 　　我国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有因应社会需要的实践性特征，因此在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设计与范围限制上都与原国家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紧密相连，这样就使得本已在民法上被严格限制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国家赔偿法上受到了第二重约束，使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不但更加狭窄，而且在实际操作上与社会通常观念不符，形成了损害赔偿体系上的缺陷。 　　尽管如此，但必须承认：建立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表明我国将人格尊严、人格价值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身、财产损害赔偿方面的不足。同时，通过增加赔偿请求权，对促使公权力部门更加重视当事人的人格尊严，设计出更加人性化的司法、执法程序，进而加速我国社会法治化进程，都具有重大意义。 　　二、国家精神损害赔偿条款的体系性不足《国家赔偿法》第35条对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作了概括性的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此，第35条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条款，而是与同法第3条和第17条共同构成我国的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同时，由于在援引适用时没有将第3条和第17条做相应的技术化处理，导致精神损害赔偿的侵害客体也受到了不必要的限制，进而造成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三种责任形式丧失了自身作为独立救济手段的意义。 　　（一）侵权行为形式上的限制 　　《国家赔偿法》第35条由于援引第3条和第17条，在侵权形式上不可避免地受到人身损害赔偿侵权行为形式的影响。第3条和第17条基本上是采取列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