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杨讲述边缘人群故事.docVIP

威廉·杨讲述边缘人群故事 　　威廉·杨（William Yang）是当今澳大利亚最具知名度也最受人尊崇的“故事讲述者”之一。他将照片和文字结合在一起—把视觉图像和口头叙述融为一体从而构建出一种情感丰富、内涵复杂的表述形式。同时，他的表达非常个人化，但绝非“唯我主义”，更像是用一组透镜折射周遭世界，从而让观者产生情感和身临其境的触动，充分体会到讲述者对于当时情境和人物的感受。他对于自己行为和感觉的分析也相当真挚坦诚，颇具洞察力。他并不想将自己塑造成某种高尚的形象，宁愿剖析自己性格中的不确定性、脆弱和瑕疵，并用这种方式来理解身边的世界。这一切基于个人的诚实视角，而不是人们一般所假设的中立视角。 　　1970年代早期，威廉·杨开始从事摄影，当时在悉尼他是一名自由职业摄影师，主要拍摄人物，尤其擅长拍摄聚会和社会活动。不久，他开始投身现代男同性恋运动，参与1969年的美国“石墙事件”（注：1969年，同性恋酒吧“石墙旅馆 （Stonewall Inn）”的顾客抵制警察强制关闭该酒吧，这被看作是美国同性恋维权运动的开始）。几年后，该运动仍然影响着澳大利亚和诸多西方国家。这类活动被称作“同志解放”（Gay Liberation），其主要诉求是政治上的。威廉从那时起便决定“出柜”，向社会公开自己同性恋者的身份。 　　1989年，威廉开始创作一系列剧场表演。他一边在音乐的伴奏下讲故事，一边用投影展示照片。这些表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继而在澳大利亚和西方各国进行广泛而频繁的巡演。他意识到通常每张图像都包含一个故事，观者借助文字来解读，文字能够帮助观者理解这些照片中摄影师的所思所感，他用这种方式引导观者来解读摄影师更深一层的私人视角，并体会出一幅照片所蕴含的更深层次的意义。这种对于文字的利用也延伸到他发表和展出的作品中—他开始在图像表面写字，用文字叙述和画面冲击兼备的方式讲述故事。 　　1943年，威廉·杨出生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北部，是第三代澳大利亚华裔。他的大量作品都聚焦于其家族广泛的族系血脉—继1880年他的祖母一辈迁徙到澳大利亚后，他们家的华裔亲属散居在世界各地。虽然威廉生就一副华裔外表，他的成长经历却十分“澳式”，也不会说汉语。现在，随着年纪渐长，他感觉愈发被自己的文化根源地中国所吸引，但他也承认自己永远不可能真正地实现“精神回归”，在祖先的土地上他必然只能以外国人的角色存在。正是这种“局外人”的身份（不仅是文化上，也有性取向方面），赋予威廉·杨的作品一丝微妙的忧郁之美，温柔细腻而不失敏锐坦诚，融成了一幕幕来自社会边缘，触动很多人心灵的故事。 　　阿拉斯戴尔对话威廉·杨 　　你是如何成为一名摄影师的？ 　　一开始我是一名建筑师，后来又做过编剧，在这两段时期我也拍照片。1969年我从布里斯班搬到悉尼，本想靠写剧本谋生，却难以实现，但同时发现自己可以通过做自由摄影师来养活自己。 　　我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摄影训练，全是自学的。只要别人付钱让我做的，我都会做。作为一名摄影师我还算凑合—并不是特别“专业”，但客户对我的作品都很满意，所以我总能再度受聘。回想起来，我可能比自己想象得还要出色一些。（笑） 　　那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 　　我知道人们想要什么，我想这是在拍照时最重要的事情。当然，顾客真正想要的其实是讨人喜欢的照片，但事实上我并不十分擅长拍阿谀奉承的照片，那更多的是影楼摄影师所擅长的。最重要的是，被摄者会想要表现自己。我发现，尤其当我的作品涉及到边缘人群时，只要能把他们的故事呈现出来，即使我并没有以逢迎讨好的方式展现他们的形象，他们也很满足。他们会从照片中辨认出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这样就足够了。 　　我想我的特殊技巧在于能够进入某个情境，并用一种视觉化的方法将其重现。我了解社会运动的叙事过程，也理解其中的主要人物。这些事情颇具戏剧性：我会额外关注那些陆续登场的“剧中人”，正是这样我才能以此谋生。 　　这是1970年代的事吗？ 　　对，一直持续到1980年。我就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工作狂……听上去有些夸张，但基本上就是这样，我一直拍照片。因此，很自然地，我收集了一大堆照片。那时，我开始为杂志工作，为他们的社会栏目拍照，因此结识了一些社会名流，并接触到一些商业活动，也拍摄了很多颁奖晚会。 　　后来你为什么又改变了方向？ 　　因为自己和那些商业性的工作完全不搭—那些宣传性的形象对我而言完全不如人们的私人化社交生活那样真切，所以我觉得应该转而关注后者。 　　我想我应该是在1980年代那会儿“发现了自我”。1978年我在澳大利亚摄影中心（ACP）举办了一场名叫“悉尼癖”（Sydneyphiles）的展览。1984年我还出版了一本书—《悉尼日记》（Sydney Diaries），反响非常好。然后我开始尝试投影照片……我有大量的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