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家“爆发肌”.docVIP

近代国家“爆发肌” 　　尽管人们可能会以“横征暴敛”或者“搜刮民脂民膏”之类的词汇贬斥政府征收赋税的做法，会指责政府滥发货币，无视金融泡沫，榨取人民财富，但对于现代国家来讲，财政税收与金融体系这种近代社会的产物却是必须的。 　　清政府为何缺钱 　　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几十年，清政府的财政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明末清初以来，大量美洲白银流入中国，使中国出现温和通货膨胀，虽然刺激了康乾盛世的出现，但是一百多年间积累起可怕的负面效应，导致货币大幅度贬值。嘉庆十九年，桂芳说道：“臣伏观康熙、雍正以及乾隆之初，民间百物之估，按之于今，大率一益而三。”价格总水平上涨了300%，也就意味着清政府的实际财政收入比一百年前缩水了2/3。 　　养廉、俸饷不敷日用、办公之需，文官武将只好“设法”另谋生财之道，以至于贪风大炽，陋规泛滥。河政、漕运、盐政一切关系重大的国家事业受到成本日益上涨的强烈冲击，国家机器也运转艰难。军饷不足且时常拖欠，士兵的收入减少，生活陷入贫困，必须在军营外兼职他业，如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提到浙江定海的绿营兵从事修脚业务，湖南抚标兵开茶室等等。 　　这一窘境在鸦片战争来临之时变得越发致命。1841年，户部报告“库存银现虽不下二千四百余万两，而在京额支各款每岁几及银一千万两。” 而鸦片战争开战一年的时间里，海疆各省向中央请调的军需银就达到了一千二百三十六万五千余两。国家财力捉襟见肘。因为军费不足，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只要战局稍微缓和一点，道光帝就下令撤防。1840年9月，已经杀到天津白河口的英国舰队因为天气原因开始往南撤，刚退过山东洋面，道光皇帝就下令“将前调防守各官兵酌量撤退归伍，以节靡费。” 林则徐也被迫将驻守虎门的兵勇裁撤二千名。过了三个月，英军要进攻广东了，道光帝只得再下令沿海各省加强防务。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清朝正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财政上更加拮据。英法联军杀到北京的时候，户部连下个月兵饷都拿不出来了。军费不足使将领无法预先调遣军队布防。不少将领们本想未雨绸缪，作好防御准备，但心有余而经费不足。僧格林沁说：“奴才等固愿备调官兵及一早到防，以厚兵力，且无后顾之忧，实因限于经费支拙，不敢豫先奏调。” 　　因为缺钱，士兵的军饷发不出来，征兵困难，武器质量也大成问题。物价、工资一直在涨，政府采购军火的经费却是固定的。制造商无利可图，必然偷工减料。1835 年，关天培找人造了40门大炮，第一次试放，就有8门炸膛，检查后发现“碎铁渣滓过多，膛内高低不平”，“周身孔眼，形似蜂房，并有空洞，内可贮水四碗”因为军费不足，清军不能及时修建防御设施。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直隶总督谭廷襄想在大沽河面上修一座浮桥，“以通南北两岸之路”，居然因为“经费太巨，一时款无所出”，近一年的时间没有修起来，只能“暂时雇船横过河中”应付。 　　一般来讲，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渠道，可是为什么清政府不相应地提高税收呢？因为清政府收入的七成都是农业税，早在康熙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时候就固定了，在此之后清朝的老百姓新开垦了上亿亩土地，可是按照国家政策，都是不纳税的。后代皇帝严格恪守祖训，因为他们都清楚地记得明朝末年苛捐杂税引发民乱，导致最后灭亡的故事，唯恐重蹈覆辙。税收不能提高，政府的钱包必然随着通货膨胀日益萎缩。 　　开始向工商业征税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工商业并不发达，清朝的主要政府收入来源是田赋，而不是工商税收，而田赋是固定死的，不能增长，这种情况到了同光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田赋收入在清朝财政中的比重大大下降了。厘金、关税和盐税三大收入成为新的财政支柱。盐税自古就有，这个时候之所以增加了是清政府提高税率的结果，意义不大。意义最大的是关税和厘金。 　　1863年仅28岁的赫德成为大清海关的总税务司，采用了先进的西方行政管理制度，实行全国海关垂直统一领导，船舶货物的申报、查验、估税、审核、征税、交款、验放等各个环节都有制度保障，防止舞弊，使海关成为腐败委靡的晚清行政体系中最高效、最廉洁一个机构。可以说，在清朝政府各部门中，海关率先实现了现代化。 　　海关为清政府征集了大量的税收，1875年，海关税收达到1200万两，1885年增加到1400万两，1887年达到2000万两，占国家财政收入总额的24.35% ，此后一直保持在25%以上。原本不起眼的海关居然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就成为清政府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稳定、可靠的财源。 　　当时的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及船政学堂、天津机器局、天津武备学堂、长江口至南京下关等九处炮台、以及后来的幼童赴美留学、闽广学生赴欧洲留学等涉外交流项目，其经费均来自海关。1874年李鸿章筹建北洋海军，每年从海关税收中拨出400万两作为海防经费。新疆局势吃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