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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标签理论视角分析学校场域中学生身份重构现象 　　[摘 要]在教育场域中，教师作为社会代表，会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衡量和评价学生，并给学生贴上“标签”，这种行为会重构学生的在校身份，进而影响学生的学业成就和行为表现。对这一现象，我们可以借助社会学标签理论的剖析视角，从家庭背景、学业成就、行为表现及群体特征等维度分析教师是如何重构学生在校身份的。 　　[关键词]标签；家庭背景；学业成就；行为表现；群体特征 　　[中图分类号]G6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2）08-0022-03 　　教育理念要求教师对待学生应当“有教无类”，但用社会学的眼光审视就会发现，教育过程实质上是一种选拔过程，是社会分层制度的一种反映。社会制度要求通过学校教育的“筛选”，让有能力和有德行的人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而另一部分则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在这种制度化的思想影响下，学校场域中的教师作为“社会的代表”，自然也会依据一定的价值和成就标准对学生进行教育评价，无形中对学生贴上“好学生”“问题学生”“乖巧”“愚笨”等标签，并自然而然地使学生的身份在学校场域中被重构。 　　教师“标签”式的评价，对学生的行为与学业以至一生的成就都有重要影响，是“社会分层”的“预演”与基础。主流的社会思想与教育观念认为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主要侧重于学生的能力与德行，但调查发现，在实然状态下，教师对学生的了解和评价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教师通过翻阅学生之前的档案、教师评语、学生成长手册等材料，从而对学生形成初步印象，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依据主流的教育评价标准（成绩和品德）对学生进行初步的标定；第二阶段是教师对学生行为进行观察，进而强化其对学生的认识。在现实的教学中，教师主要依据观察结果来评价学生，而观察的内容主要涉及家庭背景、学习成绩、行为表现、群体特征等。因此，笔者尝试从教师观察内容的视角分析学生身份重构的现象。 　　一、 家庭背景：身份符码 　　教师对学生的标定受学生所属的社会背景影响。20世纪30年代，西方研究证实，教师对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儿童抱有的期望是有差别的，进而导致学生学业成就存在差异。基夫斯认为社会背景包含五种变量：家庭规模、父亲的职业、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母亲的婚前职业、家庭的宗教背景等[1]；另有学者认为社会背景主要包括家庭经济地位和家庭文化水平；凯蒂在《教室知识》中也提到，教师对学生能力的评价与对学生的社会背景的认识密切相关，“教师们主要是根据学生那些社会的、道德的和知性的行为，来对学生的能力作出社会阶级的判断，并据此将学生进行分类”[2]。 　　通过研究者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家庭背景对学生的学习和行为习惯确实有影响，但这种影响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目前教师对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和父母的职业及文化水平等了解甚少，通常情况下，只有班主任对那些学习特别优秀或“问题”行为特别多，或一些情况特殊的学生的家庭状况有所了解。一般的任课老师可能只在教师间的日常交流中对学生略有了解，一般很少会主动了解学生的家庭背景。因此，家庭经济地位和父母的文化程度，在教师对学生的教育评价中所发挥的作用正在衰减。 　　因此笔者认为，中等阶层的家庭文化和学校文化之间的一致性，确实对中产及以上阶层儿童的学业成就有一定的帮助，下层阶级儿童在家庭文化特别是言语方面与学校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导致学业成就低。但从教师的角度来看，教师并不会因为学生的社会背景差而嫌弃学生，相反，大部分教师对一些家庭背景处于劣势但学习和品行等各方面表现较好的学生更加赞赏。与家庭经济地位和父母受教育水平相比，家长对学生受教育的关注程度、投入精力的程度、与教师的配合程度会影响教师对学生的态度，进而对学生的学习成就和行为习惯产生影响。伯恩斯坦认为，中等阶层家庭的父母对教育子女更耐心，更积极主动，更赞同教师的态度，与子女有更多的语言互动，常常读书或讲故事给子女听，对子女的教育参与度较高。而低阶层家庭的父母对子女较严厉，方式更易粗暴专制，与子女语言互动较少，父母较不了解、不信任学校制度，与学校配合不好。但依我国的情况来看，中层家庭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关注度和教育期望较高，且因其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对学校的教育制度更有可能提出质疑和挑战，更容易给教师造成压力。而低层家庭父母由于生活压力所迫，很少有时间关注子女的教育情况，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较低，且了解子女学习状况的来源单一，主要是通过教师的反馈和子女的成绩，对学校的制度和要求更多是服从，罕有反抗和质疑，会更加看重子女的学习成绩和教师的评价。虽然这部分家长对教师的要求多半会积极配合，但很少主动与教师交流和沟通，因此教师对这部分家庭的学生的家庭情况了解甚少。 　　二、 学业成就：有效资本 　　学业成就一直是教师对学生进行分类和评价的重要指标。学生每次大小测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