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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中欣赏西欧现代建筑之十三都灵快与慢轮回 　　在1902年5月10号，一场国际博览会让当时世界上装饰艺术中最杰出的大师们齐聚一堂：维克多·霍塔（Victor Horta）、彼得·贝伦斯（PeterBehrens）、亨德里克·佩特鲁斯·贝尔拉格（Hendrik Pertrus Berlarge）、约瑟夫·奥布里希（Joseph MariaOlbrich）、查尔斯·雷尼·麦金托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路易斯·蒂凡尼（Louis ComfortTiffany）。比利时新艺术运动、德国工业同盟、荷兰阿姆斯特丹学派、奥地利分离派、格拉斯哥工艺美术运动，还有蒂凡尼的染色玻璃艺术——他们第一次集体出现在一个地方：都灵。 　　对于本地的评论家来说，欧洲一流的先锋艺术的到来打破了意大利昏昏欲睡的现状，传统的建筑学迎来了新的设计美学。一场国际展览通常能凸显东道主的优势，但意大利当时却无力抓住这一表现机会。它的艺术进程似乎比欧洲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要落后。像威尼斯双年展和米兰三年展这样的当代艺术展，按照都灵1902国际博览会指导委员会中的一位委员的说法，是为了“唤醒社会对于艺术的自觉性”。他们希望整个社会中的人，都能欣赏新艺术运动的丰硕成果——艺术和工业的结合能引领一种现代的审美意识，指导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几年以后，未来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速度成为了未来主义的新价值：对速度的创新利用取代了对“过去”艺术品的欣赏和研究，它炫耀对时间掌控的能力，赋予人们一种新的生活模式，成就了未来主义视野中具有特殊象征意味的物品——汽车。马里内蒂（FilippoTommaso Marinetti）有一句关于汽车的名言：“一辆汽车要比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还要美丽。”这种交通工具并不仅仅是速度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它具有运动、能量、噪音和危险，“它的四个车轮中包含了未来主义群体哲学中的所有基点”。 　　未来主义者在都灵找到一个对他们的哲学尚不熟悉的合作者，乔瓦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i）——菲亚特汽车公司（FIAT）的创始人，他也是技术和组织管理学的先驱，对于新的经济形势和社会现状极富洞察力。阿涅利起先从他的生意对手那里买来了厂房，到1906年时，他又开始重新思考生产车间的物理属性和位置。 　　阿涅利和他的驻场设计师们一起考察了美国的汽车生产车间的组织方式。他们引用了管理学家泰勒（FrederickWinslow Taylor）制定的一种保证最大效率的“时间和动作”标准体系，借鉴了福特汽车（Henry Ford）的流水线作业方式。他委托手下的工程师GiacomoMatte-Trucco设计新的工厂。MatteTrucco此前设计过一些架设工厂和电站，他仔细阅读了他们带回来的研究报告。福特通过仔细安排厂区的布局让整个生产流程变得非常合理，按照不同机器的操作要求将生产过程区分开，将操作机器的工人往返于材料和器械之间的时间降至最低。阿涅利要求把这种管理逻辑直接植入他的工厂，在新工厂的空间上要反应出这种条理性。 　　Matte Trucco不负众望，他实现了阿涅利的预期。筹备工作始于1914年，1916年动工，位于都灵Lingotto区，距离新火车站4公里。新工厂总长500米，有5层楼高，采用汉尼比克（Fran oisHennebique）发明的整浇钢筋混凝土框架体系，这栋大楼是欧洲最早使用钢筋混凝土的建筑之一，结构上的优势保证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厂。MatteTrucco并没有鲜明的建筑语言，他擅长使用混凝土，但在外观上不做任何修饰，连早期混凝土基墩上残留的痕迹都在建造过程中被去掉了。从设计学的角度看，他的风格就是拒绝提供任何有关建筑的提示。在1919年，他还设计了菲亚特的办公大楼，这本是一个借建筑强调品牌形象以及展现建筑师自身特质的绝佳机会，但他最终仍然只是表达了“混凝土”本身，而不是混凝土的可塑性（柯布西耶），又或者是混凝土的质地（丹下健三）。最终，菲亚特工厂所反应的不是一种对新的建筑语言的艰苦探索，也不是为了追求诗意而刻意隐去风格，而是将工业化生产过程的空间和组织关系通过线条直观地表现出来——超长的尺度揭示了菲亚特能够大规模地进行流水线生产的潜力。 　　菲亚特工厂的空间关系是十分新颖的：原材料通过铁路到达工厂；汽车重量最大的部分在一层压铸，这部分车间在建筑的南、北两侧，通过天窗采光；零配件生产集中在主楼，工人们围绕着工作台进行流水线作业，再送至5楼进行最后的组装。接下来，刚刚组装好的新车在顶楼的试车道上测试。这种由下往上的组装过程可以说是独一无二，只有在比利时南部曾经有一个类似的屋顶测试赛道。Matte Trucco仔细计算了弯道处的抗冲击能力，其流线型形式是根据车速每小时85公里的撞击强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