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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远东》杂志和它摄影师 　　《远东》杂志（The Far East）是一本19世纪中叶在亚洲出版，并广泛流传于在华外国人社区的英文刊物。作为当年最主要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出版物之一，这套杂志中的大多数被较好地保存在欧美各大博物馆和图书馆中，是现有留存的、研究早期亚洲摄影史最为重要的刊物之一。 　　目前，国内外有关《远东》杂志的研究资料并不多。2010年，英国著名东方摄影史学家泰勒·伯奈特在他出版的《中国摄影史：在华西方摄影师 1861-1879》（Terry Bennett，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Western Photographers 1861-1879）中，以多个章节介绍了《远东》杂志，引起了国内摄影史学界对《远东》杂志的兴趣，并逐渐有人开始着眼于《远东》杂志和它的摄影家的研究。 　　约翰·莱蒂·布莱克（John Reddie Black）于1870年5月在日本创办了《远东》杂志，并亲自担任主编。至1878年12月停刊时，这本杂志共计刊载了超过20位摄影师的约750幅蛋白照片。 　　《远东》杂志系列一（First Series）于1870年5月至1875年10月在日本横滨制作发行。虽然主编布莱克当时就有刊载中国地区照片和报道的愿望，甚至计划派遣杂志助理兼摄影师迈克尔·莫泽（Mchael Moser）赴中国拍摄，可惜最后都因故未能如愿。此外，由于中国本土摄影师不愿意提供底片供其制作照片，而在华的洋人摄影师底片和照片的价格又过于昂贵，因此在日本发行的这期《远东》杂志里面没有出现关于中国的内容。 　　1875至1876年，《远东》杂志曾停刊一年。1876年7月，移居上海的布莱克重新出版了《远东》杂志，并将其命名为“新系列”（FAR EAST， New Series）以示区别，至1878年12月停刊，这个系列的杂志共计发行5卷25期，其中刊登了大量关于中国风景、建筑、民俗和历史人物的照片和文章，涉及上海、北京、天津、广东、香港、厦门、宁波等地。据1876年《远东》杂志中的一则广告记载，当时该杂志“新系列”初版售出大致300份，订阅价格为4美元一季，7美元半年，13美元一年，不零售。由于其刊载的影像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和风俗的重要途径之一，这本杂志受到了在华洋人群体和对华感兴趣的西方人士的欢迎。1877至1878年间，其发行量??加到了1000份。 　　对中国摄影史的研究来说，《远东》杂志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摄影师及他们的摄影活动，其中包括杂志主编约翰·莱蒂·布莱克，清末上海地区最为重要的两位商业摄影师洛伦佐·费斯勒（Lorenzo F. Fisler）、威廉·桑德斯（William Thomas Saunders，详见本刊2013年3月号）；在北京从事拍摄工作长达20年的英国摄影师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在厦门开设第一家照相馆并第一个拍摄台湾的美国商业摄影师朱利安·爱德华兹（St. Julian Hugh Edwards）；在宁波从事拍摄二十余年的业余摄影师华生少校（Major J.C. Watson）等一系列早期中国摄影史“遗失”的重要的西方摄影师。除此之外，杂志也刊登过部分中国摄影师的作品。遗憾的是，绝大多数来自中国摄影家的照片是以佚名的方式刊载，唯一被提及的是中国摄影师公泰（Kung Tai）。 　　《远东》杂志采用手工粘贴原版蛋白照片入册的方式进行视觉化的报道，这成为清末图文并茂的新式期刊的典范。它的出版和流传，潜移默化地构建着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视觉印象，成为清末中西方视觉文化的传播途径，同时它也可以算是1870～1880年代中国摄影史研究最重要的原著之一，并为摄影收藏市场留存下了众多珍贵的藏品。 　　与其他形态的中西方文化交流相比，19世纪30年代诞生于欧洲的摄影术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的，其在南方的流行和扩散与1840年前后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相关；在北方的流传则与1860年前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相关。因此，《远东》杂志的发行与流传，以及早期西方在华摄影师的活动都与帝国主义的殖民活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都具有一定的殖民主义色彩，也是殖民文化的具体表现。同时，西方研究学者论著中对中国摄影师评判的偏颇，都需要我们在研究中加以甄别和注意。但是，有关清末中国摄影史的学术研究才刚刚开始，对《远东》杂志研究的扩展，将为中国摄影史、摄影文化传承的研究设置出一系列新的话题。 　　《远东》杂志的摄影师们 　　1.杂志创办人约翰·莱蒂·布莱克（John Reddie Black） 　　主编约翰·莱蒂·布莱克（1826～1880）自己也拍摄照片。他拍摄的《上海的仪凤门》（又称老西门）曾刊登于《远东》杂志1877年1月刊上。作为他最重要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