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无法平静最后岁月.docVIP

高尔基无法平静最后岁月 　　从1933年5月回国到1936年6月去世，是高尔基生命的最后3年。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作家完全接受当时的苏联现实、最为接近斯大林领导核心并赞同其政策的时期，但从陆续公布或发掘出来的大量文献资料表明，这3年既是高尔基和斯大林的关系由接近转向逐渐冷淡的时期，也是他充满怀疑、抵制和精神痛苦的时期。 　　回国之前，髙尔基对于如何处理他所收到的大批信件，一时颇为踌躇。儿子马克西姆曾建议父亲烧掉这些书信，髙尔基却没有这样做，但也不想把它们带到莫斯科。他将部分信件和其他—些文献资料交给了秘书布德别尔格，后者把这些信件和档案带往了伦敦。 　　在“领袖至上主义”盛行的年代 　　5月19日回到苏联后，髙尔基似乎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礼遇：地位颇高，身上堆满各种荣誉，官方除了在莫斯科市内小尼基塔街和郊外的哥尔克村给他安排了两处宽敞的住所之外，还给他安排了一处过冬的住所，即泰谢里别墅。但髙尔基却对此产生了一种愤怒的情绪，因为他时时觉得自己生活在一种被监视、被封锁、被规范的反常状态中。他的所有信件都受到检査，所有电话都被记录。作家安·普拉东诺夫、“反对派”人物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寄给髙尔基的许多信件，包括季诺维也夫在狱中写给高尔基的求助信，都未到达他手中。 　　在髙尔基的住所里，秘书克留契科夫就是个令人琢磨不透的人物。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于1935年访问苏联后说，此人“成了高尔基与外界的全部联系的唯一中介人”。罗兰当时并不知道，克留契科夫就是亚戈达直接安排在高尔基身边的。亚戈达本人也经常出入于高尔基住所，令作家十分厌恶。 　　尤其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克留契科夫及髙尔基住所的保安人员都随时带着武器。对此，作家的儿子马克西姆·彼什科夫曾当着他们的面提出抗议和反对。可是，这个身体健壮、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却在1934年5月从列宁格勒返回莫斯科之后突然去世了。这给高尔基造成了难以承受的精神创伤。他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写道：“儿子的死对于我确实是一个沉重的、被白痴侮辱了似的打击。他临死前痛苦挣扎的情景，至今在我眼前闪现，仿??我昨天还看见似的，我到生命终结时也忘不了自然界机械的暴虐狂对人的这种令人愤怒的折磨。马克西姆，他是个强壮、健康的人，却死得痛苦。”在这以后，他的行动受到更多的限制，甚至连想去农村走一走，和农民兄弟谈谈话的愿望也不能实现。 　　事实上，高尔基写于上世纪30年代的剧本《叶戈尔·布雷乔夫和别的人》，已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那一时期的处境和心境。剧中的主人公布雷乔夫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在自己家中被软禁”的人，因此十分气愤。该剧第一幕临近结束时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布雷乔夫走近食品橱，想喝一点伏特加酒，却未能打开橱门。于是他大叫起来：“鬼们把它锁上了。真是些猪！他们提防着我。好像我是一个囚徒，一个被捕者……” 　　从一定意义上说，1934年12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党委第一书记基洛夫被杀害一事给高尔基的打击和影响更大。两人之间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但是他们彼此之间的来往却受到种种猜疑和嫉妒，他们的会见更受到严密的监视。1933年，基洛夫在政治局会议的几次讲话中曾主张实行某些更灵活的政策和“自由化”的制度，改善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在1934年1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有人“建议把斯大林调到人民委员会或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岗位上，而选举基洛夫来担任联共（布）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但这一建议被基洛夫本人所拒绝。2月9日，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投票结果显示，基洛夫的得票数远远高于斯大林。斯大林感到他的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于是，基洛夫被害一事便难以避免。高尔基说自己“完全被基洛夫遭杀害一事击昏了”。 　　然而这不过是一场空前大清洗的序幕，紧随其后的就是另一中央政治局委员古比雪夫的意外死亡，加涅茨基、叶努基泽等人的被捕。12月中旬，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先后被捕。这期间高尔基多次想见斯大林和亚戈达，但都被拒绝。国家的民主化、限制个人的特权和专横、实行真正的法制，这些美好的愿望眼看都化为了泡影。正是从这时开始，再怎么美丽动听的言辞也骗不了高尔基了。高尔基进一步意识到：斯大林个人的专横霸道作风，不是他高尔基的说服劝阻可以制止和改变的。因此，他对于斯大林的个人专断、极左政治的抵制，不再像原先那样一般采取劝导、调解、提意见的形式，而是直接表示抗议和反对。他并不隐瞒自己的思想情绪与斯大林的严重对立，抗议对加米涅夫的逮捕和审讯，坚决反对并试图阻止迅速蔓延全国的大逮捕、大处决。髙尔基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绷紧了，事实上他已被羁押在家中。 　　高尔基最后一次出国的努力是在1935年6月，也即法国左翼作家提议的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即将在巴黎召开之前。当时，髙尔基已被推选为出席这次大会的苏联作家代表团团长。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