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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赛精神进程艺术 　　“奥德赛”，意味着一种巨大的回归。一个前进中的圆形叙事是什么？——在塔特林的“第三国际纪念碑”方案中，我们看到了它在某个特定时代的一次现身。它非常清晰地提供了一个关于“精神进程”及其物化的经典案例。 　　《上海奥德赛》，是一个展览中的剧场。独特的穹顶展厅，曾经是上海水泥厂的预均化库。隔着黄浦江，是2010年第四十一届上海世博会的园区——“展览”这一独特媒介的现代起源，正可以追溯到1851年伦敦举办的第一届“世博会”。相比起来，剧场是古老得多的形态，它古老得甚至是一种“原型”，是我们用于建立理解的基本框架。今天，我们在“西岸2013：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中将建筑与艺术结合，正像在剧场中安排所有的情节和演员、布景和道具。从展览史的角度，这种结合是一种跨界和创新，它的独特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正来自于从更长远的文化脉络着眼，建筑与艺术作品最初本是结合在一起的——在这个圆形的巨型遗存中，重新营造剧场、重新连接建筑与艺术，对这些古老方式的重新把握，都是对“巨大回归”的实践，试图去抵达的，正是“根源”和“激进”（radical）的同体。 　　这样一个后工业的空间，曾经的国有水泥厂的穹顶、未来好莱坞“梦工厂”的展演中心，仿佛也寄托着一段“第三国际纪念碑”所象征的精神历史的变迁；相应的，我将这里即将发生的演出，《上海奥德赛》的创作和推进，理解为一场“精神进程”的实践，将这实践过程本身，理解为一次“奥德赛”。 　　此处的“精神进程”，不是内心的表达、传递，也不是关于“理想”、“人文”的心灵鸡汤，更不是“过程重于结果”的成功哲学。精神进程在这里的意思是：去主动设置、相信一个挑战，在与之形成的张力中，通过足够的、甚至是略带故意的冒险，最终——抵达。 　　“精神进程”的提法似乎带有相当的“形而上学”意味，但或许需要强调的是：它就是一种形而上学，或许可以说，一种现实主义的形而上学。因为它所针对的，正是这个“运作”和“效果/结果”的表面时代、形而下时代。 　　这个时代的特性，在125年前已经被尼采准确预言和断言为“一种神经方面的成功”：以精妙的效果，刺激疲惫的神经。艺术家成了演员、演说家、魔术师拼装出来的“表演艺术家”，艺术发展成了一种效果、展示、橱窗艺术，人们追求差异甚至对立——而这却制作不出“必要的”艺术，甚至是制作出了“太多的”艺术。 　　显然，自1888年以来，那个时代并未远去，而是愈演愈烈。我们正生活在“姿态是目的”的时代，而“表演”简直已经成为一种思考的方式。 　　对今天的艺术而言，上述时代障碍和危机的集中表现，正是作为一种思考、行为方式（结果）的现有展览建制，当代艺术的一系列陷阱，内置在自身的行为中： 　　创作与展示的分离。突出表现为：艺术家与策展人的分工、分离；创作和展览的互为因果循环（创作成为展览的理由，展览成为创作的原因，但两者并不成为“同一件事”）。 　　时间的预先给定。表现为展览期限以及相应的“倒推”。 　　动机、内容和执行/行政的复杂化和独立化。 　　记录、传播、出版的悖论：作为展览的附属或镜像，却常常先于展览的发生而完成，又是最终的遗留物。 　　这成体系的分工、分离，发生在展览作为一种独特媒介形式逐渐成熟的时候，也是“白盒子”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空间被奠定的时期。空间属性日趋标准化，仿佛成为了物理学上各向同性的均质空间，“任何一个”空间；这一标准化过程，对应着评价标准的数字化、外部化，“广告”大行其道，而“品评”日渐式微。它的反题，试图逃出白盒子的具体的“每一个”空间，又落入无力建立起普遍性的差异、特殊的细分之中；对应着所有人不断进入被分化的艺术系统中，互相隔断，不再共同拥有大写的、同一个“艺术”。同时，时间也被管理术俘虏了，时间无法成为武器，而是我们共同的deadline，以至于我们只能不断加入一条条互相推送的流水线之中，流水线扭结为漩涡，纠缠着所有的参与者。 　　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各种机制（dispositif）——在“艺术”中，表现为布展、公关，表现为工程和分工、有效和策略，表现为一个完美的进度表和外化的衡量标准，表现为艺术变成了一个“行当”，有各种行业的规范、惯例、操守、等级。也就是，精神进程的分解和分配。 　　一个日益失去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确定那个召集和出发的时刻？就像一场革命如何确定它的“前夜”？各种机制，似乎都在导致我们失去了一种属于任何革命式的决定性瞬间的莫名的前夜，只能事后追认的、不可预料的前夜，某种断裂和事件的第一丝痕迹开始绽出的引爆点。 　　表演对于展览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可以由此反思：如果所有的思想和施工总是分隔的，如果我们对种种安排和操作的流程似乎已经觉得习以为常，那么，“艺术”将在哪个瞬间、空间、人群中出现？ 　　也许，我们的行动需要从扭转“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