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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电影转折从文本到体验 　　一、由影片《玛格丽特》引起的思考 　　2011年，著名导演肯尼斯·罗纳根拍摄于6年前的电影《玛格丽特》终于在人们的久久期待中登陆院线，片名取自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的一首诗，《春与秋：玛格丽特，你还在哀恸吗？》。影片集中展示了“令人生厌”的丽萨———这位性格外露而又内心矛盾的纽约青少年———竭力对一场部分是由她引起的车祸进行善后的故事，并以此对9·11事件后在如漩涡般混乱复杂的纽约都市中自我与主体间的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索。在影片接近尾声处，丽萨的英语老师朗诵了这首致青年女子玛格丽特的诗，玛格丽特对预示着夏末的落叶（诗的叙事者称之为“金色的林苑落叶”）所表现出的悲伤预示了影片随后部分的悲悼时刻。玛格丽特自认为是因其他伤心事而心碎，但事实上她是为失去的自我而痛苦，正如诗的结尾句所言“你所悲悼的正是玛格丽特”。 　　为此，这首诗也就泄露了影片的中心之谜———丽萨无处不在的不安来自何处？影片中，丽萨与她自恋而又自私的演员母亲琼之间冲突不断，二人突然会爆发各种激烈的，常常是莫名其妙的争吵；她与同学在政治和道德问题上也经常争得不可开交；无论是以最终误判的法庭案件为线索，对撞到路人的肇事司机穷追不舍，抑或是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潮涌动的城市街道，丽萨均似乎在追寻某种失去的确定性———正如玛格丽特之于落叶———这种消逝的确定性既在她生活之外，又在某种程度上是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尽管评论家将影片《玛格丽特》誉为“辉煌而庞杂的现代生活剧”，《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甚至赞其为“创世杰作”，但电影首映却是票房惨败。这种令人惋惜的命运起因于导演肯尼斯·罗纳根固执地让制作公司探照灯影业保持电影的片长，而未做必要的剪辑。除了“庞大”之外，影片无法赢得观众也在于片中出现了几个令人不适的过渡。这些过渡常常是从痛苦的亲密时刻（如第一次窘迫的性尝试、她疏远的父亲和母亲拙劣的家长建议）闪到抒情的场景中，摄影机试图在这些场景中探索纽约城市空间公共生活的节奏和纹理，而观众则不喜欢这些过于富有挑战性的影片表现风格。然而，这些风格恰恰吸引我们对之进行讨论。 　　影片没有定位在一部单纯地描绘母女关系的情节剧上，对主人公丽萨的叙事更多地集中在由视觉、音响、对话等效果形成的对社会世界错综相依的感受上，以此而反映出了女性主义在理解大众文化和媒介性别政治上的某种态度变异。既然触及了这个主题，那么先让我们将视野集中在英国文化研究曾对此的讨论，然后移至德国，并尝试通过综述德国女性主义电影研究来阐明这一主题所发生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看，德国女性主义电影研究中的批评视角源自早期对社会性别与女性“反抗”的文本解读，后来又转向了现象学解释，从而将社会性别（还包括阶级、自然性别和种族）经验看做一种感官上理解个人生活与政治生活交叉点的物质场域。毫无疑问，这种视角对于我们重新反思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历程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 　　二、亚文化研究谱系与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 　　电影《玛格丽特》的开场引出两个序列：第一个序列是用街景的蒙太奇将现代纽约展现为一个集体情感投入的空间；在第二个叙事序列中，主角丽萨与怀疑她测验作弊的亚伦老师相遇并对峙。在第二序列中丽萨与多个权威人物交锋抗衡，先是她的老师，接着是她的母亲，再就是律师和纽约警察。她拒绝他们的控制，同影片在他处的表达相似，这位任性易怒的青少年用她那声嘶力竭的声调传递了某种拒绝（“你真是太公平了！”）。但这种拒绝的表达又混合着成人性意识的挑衅性主张（如超短迷你裙、低大的领口以及随意摇甩长发传递出的性信号），这让她的对手们感到困惑，以致他们无法确定丽萨究竟是一个幼稚的叛逆者还是一个成熟的女人。 　　此外，丽萨还采用了极具主流女性特质的传统标志（性感的裙子、齐踝短靴和精心装扮的身体与脸庞）作为她争取青少年自主权的武器，由此将这部影片与女性主义文化研究首次联系在一起。我早期发表的论文《爱丽丝漫游消费仙境》聚焦于20世纪50年代在原西德出现的美国式的消费文化，该文之所以能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众多女性主义写作中占有一席之地，正是在于它挑战了盛行的文化研究对大众青年文化性别政治的阐释。安吉拉·麦克罗比的开创性著作，包括收录在论文集《女性说了算》中关于工人阶级女孩和大众文化的文章都旨在矫正青年文化和亚文化研究中女孩子“完全缺失，或短暂出现，并且常常是通过‘小伙子’的视角”这一失衡状况。20世纪70年代，源自于文化人类学和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的伯明翰工人阶级亚文化研究从新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探索这些由于阶级或种族而被剥夺选举权的年青人是如何通过挪用并再造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物品与社会关系去理解他们的社会世界的。富有影响力的研究有霍尔和杰斐逊主编的《通过仪式的抵抗》、保罗·威利斯的《学会劳动》、迪克·赫布迪克的《亚文化：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