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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视野下《一九四二》 　　[摘要] 当下热映的历史题材电影《一九四二》讲述了一段历史悲歌。影片在男性导演的视角下，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带有旧社会男尊女卑的烙印，带有不公平的刻板印象，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失去了自主性和独立性，单纯受制于男权社会。 　　[关键词] 女性主义电影批评 主体性缺失 男权社会 　　电影《一九四二》讲述了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白热化阶段，中原大地河南正经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旱灾，天灾人祸，哀鸿遍野。影片讲述了地主老东家一家从“躲灾”到“逃荒”，一步步钱粮散尽、家破人亡的悲剧故事。这是一家人的遭遇，也是三百万灾民的缩影。影片将时间锁定在未开化的旧中国，男权制社会根深蒂固。导演冯小刚着重塑造的是以老东家为主导的男性角色，将话语权归于男权社会，影片在男性导演的视角下，对女性形象的塑造都带有旧社会男尊女卑的烙印，带有不公平的刻板印象，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失去了自主性和独立性，单纯受制于男权社会。关于影片中出现的主要女性形象，根据影片为她们安排的命运和经历，可以大致归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一九四二》主要女性形象分析 　　1.男权社会的附庸——女性角色的“社会建构”[1] 　　影片《一九四二》中老东家的妻子和儿媳妇是典型的中国式农村妇女形象，听从并依附于丈夫。老东家的妻子操持家中事务，没有任何主见，凡事都听由丈夫做主，直到最后像枯叶般静静的死去，悄无声息。这种依附性在儿媳妇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怀孕的她在丈夫死后，默默带着腹中的胎儿跟随丈夫一家人逃荒，尽管当时夫家遭到灾民抢砸，连同自己嫁妆在内的许多财物被抢光，但她从来没有选择离开或是回娘家直到为他们生下孩子筋疲力尽的死去。导演设置这两个典型的旧社会女性角色，渗透了极强的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意识。女人在父系社会中，婚姻和未来都不掌握在自己手中，通常由父亲或兄长将其婚配给别的男人。女性婚后便“跟随丈夫前往他的住所，她多少的断然地与她的过去决裂，合并到丈夫的天地中”[2]。老东家妻子和儿媳“婚后从夫”的依附性，或许是那个时代缩影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但细细想??，“夫者妻之天”现象下展现的，是女性默默接受变成男性的附庸这一事实。正如波伏娃的《第二性》指出的，“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形成的”。女性地位和形象受到了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巨大影响。女性的地位是由男性社会“构建”出来的，男人处于主导地位，而女性必须通过缔结婚姻、依附丈夫才实现了其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儿媳妇一直是带着有孕之身逃荒的，老东家一家对她的照顾只是看重她腹中的孩子，她在生育之后活活饿死，而婆婆惦记的不是为她的死难过，而是在她断气的时候能否再给孩子最后喂一次奶。“正是通过生儿育女，女人完整的实现了她的生理命运；这就是她的自然使命，因为她的整个机体都是朝着延续种族的方向发展的”[3]。生育和传宗接代，也是社会赋予女人的使命。有了婚姻和生育，女人才有了存在于这个社会的意义，在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女性地位完全按照男权社会设立的框架形成，更多情况下只是一个生育的工具，而不是一个独立的自我。导演将老东家的妻子和儿媳这两个旧社会典型的女性设定成一个温良恭俭的典型化形象，将其完全定义为一个生育、一个传宗接代的媒介，这一类角色附庸于男性，完全不具有作为“人”的主体性。 　　2.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被观看”与“被支配”——家庭的牺牲品 　　影片中花枝这一女性形象，也是一个失却了自我主体性的角色。首先，影片设计在人们准备逃荒时，她穿上了出嫁时的红棉袄，出门为了讨个吉利，被婆婆和丈夫制止。女性出门，总要花费心思在穿着打扮上，看似平常但却是女人处于从属地位的突出表现。女人打扮是为了展示自己，为了使自己有存在感，为了寻求对自身的评价，影片中这一情节看似无意，却表现了女性在男性社会中“被观看”和“被注视”的这一角色特点。女人善于打扮自己，是为了向他人尤其向男性展示自己的美丽，从而得到一种自我满足，女人由此成为了男性的审美对象。“不管女权主义者如何愤慨激动，女性的外貌被编码成具有强烈视觉冲击感染力， 从而使女性表象具有被看的内涵已经成为大众文化中的客观事实。看与被看是两性文化的基本构架。”[4]影片在此渗入了男性化的视角。另一方面，花枝后来的命运悲情色彩更加浓重。花枝的丈夫瞎鹿在逃荒的途中死去，花枝自己带着两个孩子继续上路，一路上不停的为自己和孩子寻求出路无果。最后改嫁给老东家的长工栓柱，她的改嫁只为了给孩子寻找一个托付。一天之后，她就可以心甘情愿的被栓柱卖掉来换取粮食。“所有妇女从最年轻的岁月其就被灌输一种信念，即，她们最理想的性格是与男人的截然相反：没有自己的意志，不是靠自我克制来管束，只有屈服和顺从于旁人的控制”[5]，在这里的花枝改嫁后受到的是丈夫的支配，自然而然就听由丈夫进行交易，将她卖给另一个男人来换取粮食。影片中用花枝的价值换